环南海区域航空网络空间演化及影响机制研究

环南海地区作为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起锚之地,厘清其区域的航空连通性及其发育机制对促进各国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通过构建航空连通性指数并运用优势流和TERGM模型,尝试刻画环南海区域航空网络的空间演化规律并揭示其自组织发育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南海区域内航空枢纽等级体系保持基本恒定性和一定突变性,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中国香港、广州等城市是环南海区域航空联系的关键枢纽。②环南海区域内航空联系稳定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三角区,并呈现向东部中国沿海城市及菲律宾蔓延态势,轴辐组织呈现出多中心演化态势,遵循区域集聚规律。③在影响机制方面,网络演化主要受到内生结构、城市属性与城际关系的共同作用。闭合三元结构对航空联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非核心城市的航空联系扩张迅速,低等级节点在网络演化过程中愈发呈现主动扩张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制度邻近性、文化邻近性以及合作事件对航空客运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冲突事件对航空联系产生负向影响,网络整体呈现稳定发展态势。

哈大高铁影响下沿线区域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基于旅游视角的分析

基于旅游视角,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和修正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分析了哈大高铁影响下沿线区域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哈大高铁削弱了沿线区域的极化作用,强化了核心旅游区域的扩散作用,核心旅游区域呈现出均衡化发展,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差异正逐渐缩小。哈大高铁开通前,旅游空间结构呈点状模式,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形成了单一的旅游中心—旅游腹地体系的空间结构。高铁开通后,各要素向高铁沿线集聚,推动了沿线四大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作用,集聚程度由单核心集聚转变为核心区集聚与整体稳定扩散,旅游空间结构由点状模式向链状模式转变。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至此,二者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但其基本内涵尚不明晰。本文通过概念分解、政策剖析、文献梳理和词义解析,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初步界定。所谓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指以知识生产与转化、关键技术孵化为核心功能,以催生原始创新、突破重大科学难题与核心技术瓶颈、增强国际科技竞争话语权为任务使命,以特定科学园区为核心承载空间的国家创新体系综合性基础平台;而区域性创新高地则是以知识应用、新技术研发、新产品生产和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为核心功能,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任务使命的区域创新体系研发平台。同时,对“科学主导型”“创新主导型”“科学+创新复合型”三种科技创新枢纽的功能差异及联系进行了辨析。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布局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明晰其理论发展逻辑。因此,本文从“系统—环境”视角构建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协同创新体系的“要素—关系—结构—功能—演化”理论框架。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协同布局建设中,不同要素之间通过创新行为发生关联形成全球地方创新网络,在关系网络演化过程中塑造并影响其时间、空间和等级结构及其知识生产、应用、扩散等功能,受自组织和他组织机制共同作用,其时空结构和功能不断演化,最终形成“要素—关系—结构—功能—演化”相互作用、互为反馈的协同创新闭环。

太行抗日根据地妇女军事动员探析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太行山广大农村妇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动员。本文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妇女军事动员的组织机构、动员方式进行了系统探讨,分析了妇女军事动员的实际成效,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妇女动员的成功实践和历史贡献。

航空网络结构和组织模式的演变——中美欧的比较分析

由于航空运输受到国家政策和地缘政治区域内部制定的不同航空法律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发展具有明显差异性,与其他国家航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为中国航空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1999年、2009年和2019年的航空客运数据,本文从网络拓扑结构、网络连通性、空间结构和组织模式四个方面对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航空网络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①中美欧航空网络规模均呈现扩张态势,表现出“小世界网络”特征和双幂律分布特点,无标度特征不明显,航空运距呈现非连续的波动下降趋势,遵循一定的距离衰减规律。②航空网络连通性欧洲和美国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中国分布相对集中,航空枢纽的形成受到地理位置、行政等级、经济、旅游、航空公司总部布局和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不同等级的航线联系均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型”等级层次结构,航空客流均倾向于向少数城市对间集聚。③中美欧均表现出一定的轴-辐网络组织模式,美国和欧洲地区航空网络轴辐体系已较为完善,呈现出多中心、多轴线网络体系的特点;中国呈现由双中心向多中心的演进态势,但支线航空发展不足。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旨在为中国未来民航客运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技术转移枢纽及其网络腹地的时空演化

技术转移是提升区域知识多样性、培育技术创新枢纽的重要途径,然而技术转移枢纽的空间演化复杂性仍然是一个灰箱,其演化规律有待进一步挖掘。为此,本文发展了技术转移枢纽的理论框架及其加权自我网络分析(WENA)和Ht-index识别方法,实证揭示了2004—2018年间中国技术转移枢纽及其网络腹地的时空演化规律与模式:①中国技术转移枢纽兼具等级层次性、空间极化性和功能均衡互补性的三重特性,是创新体系中具有技术集散功能的高等级技术转移节点,高度锁定于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东部城市。②中国技术转移枢纽等级体系发育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阶层固化较突出,具地方依赖性或空间粘滞性;技术转出和技术引进枢纽分别表现出双极引领和多中心主导空间格局。③中国技术转移枢纽功能组织以集散型为主,功能类型由双部门主导向多部门融合的技术多样化演变,总体态势呈现出由起步阶段的功能分离、发展阶段的功能整合向成熟阶段的功能协同演替的规律。④中国技术转移枢纽的网络腹地表现出显著的扩张性—竞争性双重属性,呈现“周边+外围”双向扩张作用机制,形成渐进式扩张(由内向外)、跳跃式扩张(内外交替)和渐进式收缩(由外向内)3种差异化的腹地生长模式。

国内外交通地理学研究进展的比较——基于CiteSpace的图谱量化分析

基于WOS和CNKI数据库中文献样本数据,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可视化图谱,回顾了国内外交通地理学的研究进展,从3个阶段比较了两者的异同。结果显示:国内外研究都呈现出问题导向,已具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国外交通地理学研究具有较强的社会导向和人本导向,侧重于全球、跨国、跨区域等大尺度和微观视角的研究,研究重视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以及规律总结和机制探索,呈现出批判性和多样化特点;国内研究则以国家、区域战略和政策为导向,侧重于宏观尺度,研究区域和行政区划有很高的重合度,研究重视基于空间计量探讨空间格局、空间结构和时空演变规律,但缺乏对形成机理更深层次原因的探讨,研究具有"任务带学科"和"经世致用"的特点。最后展望了国内交通地理学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基于现实和虚拟视角的哈大齐空间联系综合测度及驱动力

基于经济流、技术流、信息流三个维度,利用修正的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克鲁格曼指数、百度指数综合测度哈大齐空间联系,并构建空间联系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定量探求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哈大齐城际经济联系量呈持续涨幅趋势,大庆与安达、哈尔滨与双城涨幅迅猛,双城、肇东、绥化与哈尔滨空间联系最为紧密,哈大齐经济流空间格局呈明显的"T型"轴带特征;哈尔滨—大庆产业异构化程度呈递增趋势,技术流联系增强,哈尔滨—齐齐哈尔呈下降趋势,其余每两个城市均呈平稳变化;用户关注度体现在本市相对于其它城市的重要性,哈尔滨在自己本地及其它城市都有着极高的媒体关注度,经济发展程度对一个城市的网络关注度举足轻重;经济发展水平、人才技术是影响哈大齐空间联系的主导因素,交通作用并不显著。

航空和高铁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