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及变动趋势再研究

伴随我国生育水平降低,城镇地区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成为主流,面临较大的独生子女死亡风险。“七普”数据的公布为探究我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资料,基于“四普”至“七普”数据,汇总不同子女数量的妇女规模,利用年龄移算的方法测算得到2020年已经退出育龄期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结果显示,当前50岁及以上“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规模约为288.8万人,其中50—59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191.9万人,占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的66.4%;“六普”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与“七普”数据缺乏一致性,基于“六普”数据到“七普”数据的打靶预测结果表明,“七普”数据可能高估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生育进度的推迟,未来妇女独生子女死亡风险提高,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趋势将保持稳定。基于此,建议一方面加速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避免长期生育率低迷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多部门协调扩大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扶助资源。

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

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文章主要以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基准出生人口比例、人口净再生产率、人口内在增长率以及人口惯性等人口再生产指标分析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将具有过快的特征。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2年中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中国总人口负增长将处于超低或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加快人口负增长,同时也是区域很不平衡及城乡人口构成发生重大转变的负增长。

黄河口泥沙的治理实践与评价

基于1855年以来黄河口的来沙量及其不同时期河口泥沙的输移分布特征,从入海流路、防洪安全、下游河道淤积和航道建设等4个方面对黄河口泥沙的灾害效应进行了论证分析。在总结黄河口泥沙治理历史的基础上,从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强化河口河段泄洪排沙能力、减少河口来沙等3个方面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黄河口所采取的泥沙处理对策进行了概括总结。结合国内外相关典型河口泥沙的治理经验和发展态势,从水沙关系调控、入海流路格局优化、利用海洋动力输沙和泥沙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提出了今后黄河口泥沙的治理方向和主要策略。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特征及突出问题研究

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近30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经历了从1亿人以上下降到1亿人以下的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为-10.04%,其中黑龙江省人口增长率为-16.87%,成为全国人口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在东北地区38个地市级行政单位中有33个人口负增长,11个边境地级市总人口10年间下降接近1/5,黑龙江省两个地级市人口增长率低于-30%。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相比,东北地区出生人口下降速度更快,人口负增长进程更明显。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判断,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劳动力老化严重,特别是在农村,5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一半。缓解或减缓东北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应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另一方面应减缓人口外流速度,有效降低人口负增长的负面影响。

中国家庭养老照料能力状况评估——基于指数综合评价法的研究

科学评估中国家庭养老照料能力不仅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家庭养老模式需要回答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文章构建了家庭照料负担和家庭照料能力指标,采用指数综合评价法,测算家庭照料负担总指数、照料能力总指数和家庭照料缺口指数,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2018年数据分析了中国家庭养老照料能力,辨识家庭照料负担重、照料能力弱、照料缺口大的老年群体。研究发现,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区域等特征与其家庭照料负担、家庭照料能力及照料缺口显著相关;有1或2个子女、女性、高龄、丧偶或离异、城市、东北地区的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负担更重、照料缺口大。基于调查数据的验证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照料能力综合评价方法对区分家庭照料能力弱的老年群体具有一定鉴别力。

Dubowitz评估联合振幅整合脑电图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价值

目的探讨Dubowitz评估联合振幅整合脑电图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1月—2021年12月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接诊的160例存在脑损伤高危因素的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发生脑损伤分为脑损伤组(89例)和非脑损伤组(71例)。所有早产儿均进行Dubowitz评估、振幅整合脑电图和头颅MRI检查;比较2组早产儿Dubowitz评分、振幅整合脑电图各参数评分及监测结果,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Dubowitz评估和振幅整合脑电图对早产儿脑损伤的诊断效能,比较Dubowitz评估联合振幅整合脑电图与头颅MRI检查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灵敏度、特异度。结果脑损伤组早产儿Dubowitz评估中的姿势与肌张力、肌张力模式、反射、运动、异常体征、定向力和行为6个维度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非脑损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损伤组早产儿振幅整合脑电图中连续性、睡眠-觉醒周期、下边界振幅、宽带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非脑损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损伤组早产儿振幅整合脑电图中正常或轻度异常比例低于非脑损伤组,中度异常及重度异常比例均高于非脑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9.267,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Dubowitz评分、振幅整合脑电图评分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AUC值分别为0.631、0.666(均P<0.05),二者联合诊断的AUC值为0.790(P<0.001)。Dubowitz评估联合振幅整合脑电图、头颅MRI检查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灵敏度分别为89.89%(80/89)、92.13%(82/89),特异度分别为88.73%(63/71)、91.55%(65/7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275、0.317,均P>0.05)。结论Dubowitz评估联合振幅整合脑电图早期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价值较好,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值得临床应用。

串并联谐振倍压变换器高压电源的设计与研究

为了满足高电压小电流特别是小体积的要求,设计了一种软开关变换器(串并联谐振倍压变换器)的技术方案。该变换器的优点在于利用谐振元件吸收了电路寄生参数,消除了电路寄生振荡。并实现开关管的零压开通。同时利用倍压整流技术,解决了传统高压电源方案中升压变压器升压倍数大、体积笨重、制作难度大的问题。与传统的串并联谐振变换器相比,该变换器采用容性滤波模式,使串并联谐振变换器在高压小电流的应用中得以实现。简要分析了该变换器在工作负载时的工作原理,并利用正弦交流法建立了系统数学模型,绘出了变换器的输出特性曲线图。提出了一种适用于LCC谐振倍压电路的参数设计方法。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新型变换器原理和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北京流动人口滞留时间及影响强度分析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滞留时间和相对滞留强度的定量分析 ,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串并联谐振倍压变换器原理分析、建模及仿真

针对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直流环节存在的谐振峰值电压过高和谐振峰值电流过大的缺点,以及对高电压小电流的要求,提出了串并联谐振倍压变换器拓扑的概念。文中分析了该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建立了系统数学模型,给出了该变换器的输出特性。仿真和实验结果证明了新型变换器原理和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文学概论”初代风潮中的王统照《文学概论?》及其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概论”学科与教材的建构始于晚清政府的大学改革,经历了“文学研究法”这一准学科形态的初步实践后,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于20世纪20年代初取得了根本性的奠基。梅光迪、刘永济等早期“文学概论”教材实践者对其学科的性质都未曾进行思考与界定,王统照却在一篇书评文章《文学概论?》中首先对“文学概论”学科的任务与方法进行了规定,继而又在回应对该文的批评时明确地界定了“文学概论”作为“文学的综合研究”的学科性质,是为该学科立法的先行者。

透视流动人口：新特点、新问题与新视角——当今我国的流动人口特点以及生存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也产生深刻的影响。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严重束缚了人口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双重壁垒，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改善生活环境的强烈愿望与对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已成为人口流动强大的力量源泉。即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人们仍然千方百计努力克服流动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涌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人口结构优化的国际大都市经验和对北京的启示

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在人口结构优化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于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而言,应当及时甚至及早做出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人口结构调整,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经济的稳步增长,解决都市人口老龄化问题。

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规模的几个关键因素分析

本文以1990、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后,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新增育龄妇女目标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进行分析,对2000年以来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和出生漏报进行估计,2015年全国15-49岁全面二孩政策新增目标人群在9000万以内,其中25-39岁育龄妇女新增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在5000万以内,40岁及以上二孩政策育龄妇女在4000万左右,占目标人群的比例在40%以上。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2020年每年比较有可能的新增出生人口在230万-430万左右,出生堆积期间每年出生人口规模在1900万以内,5年累计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在1800万以内。出生人口堆积期间出生人口总量达到或超过2300万的可能性不大,即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相比,全面二孩每年新增出生人口不太可能达到或超过800万。

中国失独妇女总量、结构及变动趋势计算机仿真研究

在回顾以往对独生子女死亡和失独家庭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从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关键研究问题等方面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终身失独概率估计方法和失独育龄妇女再生育可能性等,指出用独生子女死亡概念近似失独妇女,其结果有可能大大高估时期失独妇女的总量。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将失独育龄妇女再生育看做是1->2递进生育也有可能高估失独妇女的总量。通过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和计算机微观人口系统仿真分析技术,估计目前35岁及以上失独妇女数量在140万左右,2050年前中国时期失独妇女总量超过600万的可能性不大,失独家庭达到或超过1000万的可能性也不大。

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公共政策应对

科学研判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当前形势和未来趋势,是制定中国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的决策基础。本研究基于历年人口普查以及各类大型抽样调查原始数据,采用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法、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当前人口形势和未来趋势进行量化估计,在此基础上对人口变动背后的社会经济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公共政策。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①当前人口形势判断方面,中国处于较低甚至极低生育水平,近30年的持续低生育率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日趋严峻。尤其是,中国未来生育率很可能还会继续降低。②人口未来发展趋势方面,到2024年前后中国人口总规模将达到14.07亿的峰值,此后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且下降速度逐年加快。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下降到873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30%左右,抚养比将突破50%。③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内涵方面,由于人口少子化以及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中国的教育、劳动就业和养老等面临空前挑战。④公共政策应对方面,应尽快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如果生育率仍旧低迷,则应考虑适时出台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并从全人群、全生育周期的角度全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结构及变动趋势

以1982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年龄别受教育模式、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为主要测量方法,分析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总量、结构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递进人口预测模型,预测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结构和变动趋势。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阶段。各年龄队列之间人口规模从差距巨大,向差距显著缩小转变。预计今后高等教育年龄人口规模将持续稳定下降,人口规模从2015年的12849.16万人下降到2035年的9114.74万人,比2015年减少3700多万人,下降幅度接近1/3。未来的高等教育年龄人口在校规模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预计2020年之前高等教育年龄人口在校规模处于下降趋势,2015年至2020年保持在3000万—4000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