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信访制度的功能是信访制度本身的必然属性,其功能的定位涉及信访机构设置、信访机构职责等信访制度运行中的多个问题,是研究信访法治化的前提。我国信访条例所定位信访制度的功能是沟通功能,而民众则期待信访制度能发挥对主体权益的救济功能,但信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其功能还受到政绩考核以及反腐败工作等因素的影响。功能定位的冲突导致信访问题多发。因此,在现有信访规定的前提下,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增强信访制度权力,增加救济功能;二是坚持信访制度沟通功能。但现阶段,坚持信访制度沟通功能,将信访问题向法治化引导是最现实、最佳的解决途径。

论被害人视域下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一直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当下社会发生的诸多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促使从被害人视角给予未成年人保护以更多的关注。从刑事政策看,当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存在时,对其权益实施侵害的各种刑事行为应具体化为犯罪化、重刑化。从被害人视角考察现行的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款,未成年人刑法保护条款存在现行法律限定导致部分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非罪化,无益于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侵害未成年人行为主观责任要素的认定条款消减了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现行部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不当的刑法解释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

论我国结果加重犯的主观罪过判定

结果加重犯是由于发生了法律上规定的更为严重的结果,而使得其刑事犯罪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及其形态,它一般由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两部分构成。所以,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的判定可具体化为基本犯罪故意之判定和加重结果过失之判定两部分。结果加重犯之基本犯故意的判定,其关键是判定行为人对犯罪行为本身的故意性,但行为人对基本犯罪加重结果是否认识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但影响其司法量刑;加重结果过失之认定可转化为对行为人预见能力之判定,为防范司法判断的肆意性,并最大限度确保个案审判之公正,对行为人预见能力之判定,我国宜采用主观标准说。另外,基于结果加重犯的固有缺陷,该种刑罚之法律适用应该得到限制,本文提出的判定结果加重犯之主观罪过方式正合此旨。然从本质上说,肯定结果加重犯的法益价值与限制其法律适用之范围,乃注重预防之刑事政策与强调归责之责任主义间相互较量之结果。于是,在当今立法下,对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认定之研究将呈现更为精细与更重实证之学术倾向。

基于公权力限制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及其制度建构

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三角关系中是权利均衡行使的重要因素,保护其合法权利,可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美国立法对限制公权力,保护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具有优秀经验,不仅将其规定于刑事法律中,更上升至宪法高度。我国法治建设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虽作出系列改革,但仍存在如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以保障社会安全、惩治犯罪为目的等问题,公权力具有扩张可能。因此,文章认为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尤其是在隐私权、禁止残酷刑、尊重人格与迅速审判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此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职务犯罪的特殊性、诉讼效率的提高、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贯彻,都需要在职务犯罪调查阶段积极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原则,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和抽象,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法律性质、定位以及监察机关权限不明确;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难以保障;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难以保证以及法律规范之间衔接不畅。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对监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原则的法律性质、定位、权限予以明确,建立值班检察官和律师介入制度,强化检察机关实质化审查机制,加强监察人员队伍建设,进而尽量克服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在职务犯罪调查阶段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最大化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

论法价值视阈下亲告罪之立法

亲告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它是刑法中对犯罪分类的一个基本类型。长期以来,亲告罪在我国刑法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自齐文远教授的《亲告罪的立法价值的初探》发表后,亲告罪开始逐渐受到关注。本文运用价值分析的法学研究方法对亲告罪的基本价值,在自由、秩序、公正、效率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并着重阐述了亲告罪在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以求为完善亲告罪之立法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

国际商业反贿赂制度化研究——以“对外国公职人员贿赂罪”为研究条款

国际腐败正由单一性状向多元性状发展,严重破坏了国际间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国际商业贿赂问题,不仅被《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禁止,还被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等世界各国国内立法所规制。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我国在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该条款的设立与国际公约有机结合,有效遏制了我国国内的国际商业贿赂行为。然而,由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的立法与国外法律条款仍有差距,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犯罪认定、犯罪构成及其界定等相关问题。因此,借鉴国外典型立法,完善我国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相关立法,仍是我国司法界之重大课题。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

2005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我国并没有切实地履行公约的义务,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还处于立法空白状态。通过分析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以及梗概阐述我国《刑法》中各种贿赂犯罪,由此总结出国外先进的相关立法,采用比较的方法与我国刑法比对,总结其长处,从中发现其立法优越性,为我国设立"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提供借鉴。同时,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具体建议,并阐述了其法定刑的设置原则。

论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深化与完善

英国社会法学派代表斯宾塞认为:"社会因素是诱发犯罪的原因,将罪犯置于社会进行监管,在社会内部化解罪恶,可节省执法资源,减少再犯罪可能。"1950年后,社区矫正在罪犯社会化思潮推动下由孕育转入各国实践。我国社区矫正适用较晚,经历了一段实践过程,于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确立社区矫正制度,其规定"对宣判管制、缓刑、假释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犯罪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但《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未做明确规定,对此一直存在争议,理论上主要有三种观点:由公安机关执行、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或设立全新机构执行。然而依据行刑权统一性观点,多数学者赞同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除上述执行主体争议外,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存在着管理方法滞后、社区基础不成熟、专业力量不足等问题。因此,通过对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建立风险管理模式、合理化管理体系、高科技管理手段等社区矫正监管方式,可进一步深化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更好地帮助罪犯社会化改造,预防再犯罪,实现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梦想。

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的完善——从中美搜查与扣押制度比较研究谈起

在刑事法治方面,搜查与扣押问题是继刑讯逼供、高逮捕及羁押率之后我国刑事法治人权保护所面临的第三大障碍。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搜查与扣押权的行使常存在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我国在搜查与扣押证、令的审批、搜查与扣押的时间、搜查与扣押的手段、搜查与扣押的内容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纰漏。而美国在宪法及刑事立法方面的相关经验值得研究与借鉴。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应予完善:首先,在《宪法》《刑事诉讼法》层面规制搜查与扣押权利;其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再次,对以往搜查证及其申请的范式内容进行变革,搜查证及其申请必须详细描述搜查对象的特征;第四,对搜查与扣押时间加以规制,并在法定的搜查方式与范围基础上丰富搜查的方法;最后,侦查人员在搜查时需要进行扣押的,可根据搜查证中的具体描述予以扣押,不需另行申请扣押令。

犯罪现象产生原因分析

针对犯罪现象产生原因的研究一直是犯罪学界的首要研究课题。但是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及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对此课题的研究发展演变成了百年的舌战,因此犯罪现象理论基本形式至20世纪末才初步建立。笔者通过对犯罪现象研究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将社会学中的群体理论纳入研究思路,深入分析阶层分化、阶层断裂等社会结构变量及相对剥夺感、价值崩溃等社会价值变量,以求通过此种方法分析出犯罪现象的成因,从而对控制和预防犯罪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

日本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对受到不法侵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一种国家救济制度,目的是使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受到不法侵害后能够获得一定补偿的社会福利。它可使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得到完美平衡,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对日本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研究分析,笔者从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对象与种类、补偿条件、补偿的具体程序和补偿金来源及例外情况等角度,提出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想。

媒体导向下社会舆论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研究

司法活动是民众感知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直接渠道,其受关注度是其他社会管理活动无法比拟的。公平、正义感的有无直接决定了民众对整个社会体制的认可程度,与社会稳定这一国家发展的大前提息息相关。但是,司法公信力必须以司法活动的合法性为前提,绝不能以单纯满足民众的朴素正义观作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唯一途径,依法审判的法治理念也不容动摇。随着媒体平台的日渐发达,民众关注司法活动的途径也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当前民众通过各类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而形成的的倾向性评价,其指向与媒体报道的角度以及时间、方式都具有密切的关系,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就使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角度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这是关涉司法公信力及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在法治的框架内寻求平衡媒体舆论导向和司法公信力之间的关系定位和矛盾的解决关系重大。因而创建媒体导向下社会舆论与司法公信力的良性互动势在必行。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追诉时效问题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主要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使得该类犯罪存在于刑事追诉时效之外,而《监察法》又未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追诉时效问题,法律的空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文章认为应完善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的追诉时效内容。时效制度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时效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权力的行使都受时效制度规制,这是法制统一原则的基本要求。这亦有实践上的必要性。其是继续巩固反腐败高压态势的需要,有利于节约监察资源,亦是法法衔接的需要。

论刑事诉讼中的诉之变更制度

刑事诉讼客体是刑事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单一性与同一性。在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中,诉之变更制度包括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制度及公诉变更制度等,即在检察机关起诉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权改变、追加或撤回起诉的法律制度。诉之变更制度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必要手段,虽受刑事诉讼客体单一性与同一性特征的限制,但本身并不为诉审同一原则所排斥。为完善诉之变更制度,我们应采用诉讼客体自然事实同一说理论,结合诉审同一、控审分离原则,使诉之变更制度更趋合理,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目的。

论结果加重犯行为人主观罪过及其判定

结果加重犯由基本犯和加重结果两部分构成,它是指本已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结果,而客观上要求加重其刑的犯罪形态。对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之判定应涵摄对基本犯故意之判定和对加重结果过失之判定两大部分。其中,基本犯故意之判定,其核心是判定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满足基本犯故意之成立的两个基本要件;对加重结果过失之判定,关键在于对行为人"能预见"能力之判定。为防范司法判断的恣意性,确保个案正义,关于结果加重犯"能预见"能力之判定,我们主张主观标准说。当然,从刑事政策的一般预防性功能出发,结果加重犯刑罚应该得到限制。从本质上看,肯定结果加重犯刑罚的法益价值与限制其法律适用之范围,乃强调归责之责任主义与注重预防之刑事政策间相互较量之结果。在当今依法治国主旋律下,如何限制结果加重犯刑罚之适用,尤其是关涉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认定之研究,必将呈现更注重实证、更为精细化之研究倾向。

论责任主义与结果加重犯的紧张关系与解决路径——兼论限制结果加重犯范围的原因

责任主义的实质是限制犯罪成立、限缩刑罚适用范围的原则,其发挥的是极终的限制机能。行为人承担加重责任需要主观罪过的观点得到结果加重犯理论的一致认可,但仅仅要求具备对基本犯罪的故意与对重大结果的过失,还不能解决结果加重犯与责任主义的协调问题。结果加重犯与责任主义的紧张关系表现,从是否存在主观罪过的对立转向为主观罪过是什么以及相关的刑罚设置或裁量是否能够罪、责、刑相适应的探讨。刑法理论存在两种途径解决责任主义与结果加重犯的紧张关系。

论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

国有资产监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现实回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刑法框架内国有资产的界定须以法律为依据,国有资产产生的非法利益、单位"小金库"、国家参股企业的资产与收益皆应归属于国有资产范畴;国有资产犯罪形式多样化,主要包括营利型犯罪、占有型犯罪和渎职型犯罪等,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具有量的区别。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要适时调整刑法规制范围,增加财产刑,明确司法解释对国有资产的范围界定,不断强化国有资产的规制力度与实时政策协同。

美国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研究——以禁止残酷刑制度为视角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刑法改革均已将人权保护,包括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保护纳入法治建设的核心之中,如美国不仅以联邦宪法《权利法案》的形式将公民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上升至宪法层面,更在刑法中与之相辉映规制。荚国还对死刑、量刑幅度过重、对残酷刑救济等在刑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制。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在禁止残酷刑方面具有死刑量逐年减少、死刑适用限制严格以及适用量刑规范化限制不正常加重刑罚等多方面的优势,但实践中仍存在刑讯逼供、刑法欠缺禁止残酷刑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对精神残酷刑规制以及相关权利救济规定不明确、未上升至宪法高度等问题。因此.与我国相关立法相比较,美国的立法与司法经验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中美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差异性研究

对于刑事被追诉人权利问题,出于保障人权的立法追求,为限制公权力与平衡诉讼三角关系的目的,应保护刑事被追诉人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对此,美国立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1787年,美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时便意识到限制政府公权力是保证公民自由的必要措施,因此,《权利法案》除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外,还保护公民受公正审判与不受无证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等。美国刑事被追诉人可通过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结合当事人主义刑事司法模式,在诉讼中充分发挥主体地位,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我国立法对于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同样作出了相对全面的保护,除《刑法》第245条、第247条等众多规定外,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还赋予刑事被追诉人,如禁止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等多项权利。虽然,快步的法治建设使我国在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方面与美国拥有甚多之相同,但仍存在一定差异性,通过比较研究可见中、美两国立法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权利布局不同、宪法化程度不同、刑事法律系统化程度不同与人权保护力度不同四方面。而针对中、美两国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的差异性研究则更具有实质价值,可有效帮助我国解决现有问题,促进全面推进的法治建设与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