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金融、房地产税与去杠杆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对金融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土地金融放大机制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房地产市场发展对杠杆率的放大作用,并评估房地产税在去杠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发现,地方政府采用土地金融方式进行融资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造成宏观杠杆上升。无论是对存量房地产还是流量房地产征税,房地产税均可以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和杠杆率。福利分析结果表明:在合理的取值范围内,房地产税税率与消费补偿呈U形关系,当房地产税税率较高时,需要补偿的消费比例较大。

美元本位下的央行间货币政策博弈与福利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引入货币政策多目标框架,探究政策博弈对两国福利的影响。两国可选择政策目标变量包括:价格水平(PPI通胀或CPI通胀)、实际产出与名义汇率波动。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合作时,政策目标变量的选择差异并不影响两国福利;不合作时,不同政策目标变量下的社会福利具有明显区别;将实际产出作为政策目标变量构成不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第二,美元本位增强了美联储操纵贸易条件的能力,使得美国在货币政策不合作时的福利高于合作,所以美国有强烈动机不参与政策合作,并执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第三,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缓解美元本位下人民币流动性约束对中国福利的不利影响。

全球失衡、重商主义与货币政策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重商主义的两国模型,从重商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全球失衡的原因,分析其对消费、汇率、产出、贸易条件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讨论了货币政策和关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重商主义更强的国家(简称H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积累资本,经常账户盈余;重商主义更弱的国家(简称F国)借贷资本,经常账户赤字。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H国家庭户的消费都低于F国,H国货币贬值、相对产出更高、贸易条件恶化。(2)当H国发生正向货币供给冲击时,H国相对F国消费短期和长期都增加,货币短期贬值、长期变化方向不定,相对产出短期上升、长期降低,经常账户盈余增加,贸易条件短期恶化、长期改善。(3)H国关税提高对产出和经常账户盈余影响的方向不定。当H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时,H国相对消费短期和长期都下降,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当H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大时,H国货币短期和长期都升值,贸易条件短期改善。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地区多部门波动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在房产需求冲击传导和溢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单个地区的房产需求冲击首先通过房地产部门传导至该地区财政收入,导致当地公共支出波动。在两级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开展对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因此,另一地区的公共支出也会同向波动,产出、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同步受到影响,冲击带来的影响随之溢出。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地区间竞争的机制将可以传导和放大整体经济波动。更换居民效用函数形式、在非房地产部门引入工业用地作为生产要素等稳健性检验均不会改变结论。此外,基于现实情况,本文还在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内生决策、劳动力的行业间配置、央地税收分成等拓展机制,阐释了拓展机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这一研究将为地区间竞争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波动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人工智能、就业与货币政策目标

本文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对最优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设计的影响。基于推导出的二阶福利损失函数,本文首先分析了央行面临权衡的变化,然后以福利为标准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央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央行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权衡,而引入人工智能后,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波动也成为央行重要的权衡项。第二,引入人工智能后,相对于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盯住通胀和就业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工智能可以高度替代劳动的情况下,过度重视产出缺口会导致人工智能投资和就业的巨大波动,并显著增加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带来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改变了央行应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汇率传递异质性、中间品贸易与中国货币政策

中国是中间品和消费品的重要进口国,且汇率对二者国内价格的传递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分析了汇率不完全传递和中间品贸易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基准模型中,中间品作为投入要素生产消费品,进口中间品传递程度影响本国中间品产出和消费品价格,进口消费品传递程度影响本国消费品产出和中间品价格。由于本国消费品价格黏性较高,消费品价格波动成为决定福利的重要因素,因此中间品汇率传递程度对政策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敏感性分析发现,货币政策的福利依赖于进口中间品与消费品的相对汇率传递程度。当进口中间品传递程度低于消费品时,中央银行应钉住本国消费品价格;反之,则应稳定中间品价格。

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通过对我国2008—2016年的数据整理发现,经济上升时,住宅用地价格与基础设施投资同步上升,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征税却反向变化,即存在地方税收政策的反周期现象;同时我们还发现,住宅用地价格在大小和波动上均显著大于工业用地价格。根据发现的特征事实,我们构建了一个反映中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DSGE模型。在本模型中,地方政府区分了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用税收收入和卖地收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并求解Ramsey最优财政问题。我们通过对模型的贝叶斯估计,从理论和数量上剖析了土地财政动态加速器机制,并发现这一机制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中国资产价格波动与资本账户管理

本文以2016年美国加息事件为背景,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小国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梳理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传导渠道,发现国外利率升高后,资本流动具有外部性,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其通过金融加速器进一步使国内投资下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使得国内资产预期回报进一步下降,加剧资本外流。基于政策和福利分析,本文发现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国外利率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会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也会影响国民财富的最优配置。因此,最优的资本账户管理应同时兼顾宏观审慎和效率两个方面。

住房耐用品、土地市场分割与货币失踪之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M2供给增幅远高于CPI上涨幅度,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货币失踪之谜”。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新凯恩斯货币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当外部需求下降后,央行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房地产部门和非房地产部门同时扩张。由于住房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其需求对利率变化更敏感。利率下降后,住房需求相对普通消费品需求上升更多。因为存在土地市场分割,商住用地供给弹性较小,住房需求上升导致商住用地价格上升较多,地价上涨提升了房地产企业的抵押融资能力,房地产部门进一步扩张。普通消费品需求对利率反应小,需求较弱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幅度较小,非房地产部门抵押融资能力小幅提升。因此,非房地产部门产出和CPI只温和扩张。Ramsey最优货币政策模拟表明,只有实现了房地产部门与非房地产部门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约束与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在小国开放经济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引入了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约束,研究其对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货币国际流动性约束扭曲了跨国风险分担条件,使得央行需要在稳定价格水平和改进风险分担条件之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1)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约束程度越高,央行越应增加实际汇率波动;(2)与盯住CPI通胀相比,执行盯住PPI通胀的政策规则能够在稳定价格水平的同时,增加实际汇率波动,改善国际风险分担条件,提高社会福利。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