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黄河、汴河基层管理机构及其治水实践——兼论缘河地方政府的协同管理机制

北宋在严峻的河患治理中形成了层级的基层河道管理组织,其级别最高者是外都水监,外监之下设修河司,修河司之下设河埽司,河埽司之下又设埽所、铺屋,构成隶属关系。汴河沿岸则设堤岸司与导洛通汴司。其基层管理机构的置废及运行受朝中政局影响颇深,使河患治理陷入被动。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长官在仁宗时期以李仲昌为代表,神宗时期以程昉、范子渊、宋用臣为代表,哲宗时期以吴安持、李伟、曾孝广、范子奇为代表,在治水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朝中党争激烈,使河患治理笼罩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北宋缘黄河、汴河地方政府与基层治水机构的职责有协同检视、筹备治河物料;协同抢险救灾、治理河患;协同巡查河堤、日常维护堤防等。北宋后期在协同治水中户部及转运司试图控制水政权力,是矛盾及问题出现的主要因素。

宋代食盐安全管理研究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食盐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相当重要,成为生产和贸易量极大的商品,随之也出现了危及食盐安全的问题,渗透到食盐的生产、储藏、运销等各个环节。在食盐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官员急功近利,不合理的改变生产流程,导致食盐质量低劣,出现了盐户的掺假现象;在储藏过程中,由于盐仓狭小无法及时容纳,舟人乘机偷盗掺假,并且盐仓官吏与盐仓附近民户也参与偷盗官盐,在盐仓中掺假,以次充好;在运销过程中,由于运盐路途遥远,吏卒沿路偷盗掺假,因此边缘地区出现了食盐短缺的现象。为保障食盐安全,宋政府采取了惩治违法人员,改建盐仓,严格管理钥匙,加强巡逻,鼓励揭发和给予举报者奖赏等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代河道管理中的教化措施——兼论河道治理的理念

宋朝在河道管理中主要从中央、地方、民间三个层面展开教化的运作。中央政府的教化围绕着皇权而展开,通过皇帝的意志实现教化的目的。地方政府的教化通过出榜晓谕和立碑刻文两种形式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教化的最终落脚点都是民间,民间的教化一般需要有文化识大体的乡村贤德之人,利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语言解说法令条文,通过邻里之间互相传达,使教化的范围逐渐扩大,具有生活化的特点。民间对河道水情的自发传播起到警示的刺激作用,促使政府做出应对;当民间舆论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需要政府通过社会教化控制其导向,官方教化与民众诉求之间形成互动的关系。宋代在河道管理中的教化措施体现了其爱惜民力不违农时,顺天应时不违水性的治河理念。

20世纪以来宋代水利史研究述评

20世纪至21世纪初,近百余年来,宋代水利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宋代水利史开始真正引起历史地理学者、农史学者的兴趣,海外水利社会史及环境史理论传入中国,促进了宋代水利史研究的发展。21世纪以来,宋代水利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河道变迁与水患灾害、运河水利与航运交通、河政体制与治河思想、农田水利与区域社会、水利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目前宋代水利史研究仍然面临诸多困境,需要积极构建宋代水利史研究的学科理论及话语体系,加强培养宋代水利史的研究队伍,加强交流,注重实践,重视文献,加强点校。

北宋边境界河的水利兴修及安全管理——兼论西、北“巡边”机制的演变

白沟河作为宋辽边境界河,宋廷对其管理十分严格。澶渊之盟前夕,朝廷加紧整修界河,保障界河水利畅通和周围灌溉农业的发展。朝廷对其水情的监测,防止泛溢的同时,为补给周围塘沥,限制戎马,供给军需,增强国防发挥了作用。宋廷对白沟周围两属地有宽松的保护政策,但白沟河却是管理的禁区,有严格的渔猎和走私禁令。宋廷在界河设置巡检三员,隶属于河北沿边安抚司,负责统兵巡逻,其次又置巡铺作为巡逻据点。界河巡检一般一月一出巡,每年秋冬两次上奏边情。若发现违反禁令者,巡逻将士可对其实施捕杀。但巡逻将士需遵守誓约,不得越境执法,否则要受到朝廷惩处。宋初巡边者一般被朝廷赋予特殊重任,在边患严峻时期有皇帝亲巡北边的惯例。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北宋的巡边机制逐步走向常态化,规定了缘边各级长官及统兵官的巡边职责以及巡边的时间、频次等,并建立了巡边司,组建了巡边队伍,边境巡察制度日益严格化。

历史视阈下宋代河道水环境污染、日常维护与堤岸绿化管理

宋代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生活、商业空间的扩张,居民侵河而居,密集的人口产生的生活垃圾致使河道堵塞,城市中出现了清理垃圾、粪便的专门人员。官私纺织业、染铺、印刷业、矿冶业等废水对河道造成污染。治安问题、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因素导致人员死亡,其尸体未能及时掩埋,被丢弃于河渠之中造成水源污染。宋朝廷通过增强巡逻、立法惩处、探索水污染治理技术、鼓励民众举报等措施,使河道水环境得以治理。宋朝廷还注重河道绿化,并将其纳入官员考核之中,经新任官员检验合格者方可交接离任。两宋河堤防护林的大量种植,美化了沿河环境,起到固堤护堤、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形成较强的生态保护理念。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宋代官制辞典》勘误四则

《宋代官制辞典》将东、西八作司误认为是两司,造成诸多不妥之处。东、西八作司设置于宋初,同属于八作司一司管辖。街道司最早设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景德四年(1007)又将东西八作司和街道司并为东西八作司一司。天圣元年(1023)将东西八作司一司复分为东西八作司和街道司两司。街道司自设立至嘉祐三年(1058),隶属于三司河渠司,从嘉祐三年(1058)至绍兴十年(1140),街道司隶属于都水监,其后被废除。

宋代街道司研究

街道司最早设置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景德四年,并入东西八作司。天圣元年,将东西八作司一司分为东西八作司和街道司两司,街道司重置。宝元二年,街道司再次被废除,其职责由东西八作司领之。嘉祐二年,第三次重新设置街道司。绍兴十年,街道司最终被废除,其职责归于工部。街道司设有勾当官二员,由武臣大使臣或三班使臣差充,指挥五百兵士,各穿青衫子一领。嘉祐三年之前,街道司隶属于三司河渠司,其后隶属于都水监。宋代街道司不是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仅设在开封和临安。职责主要是:修治街道,疏导积水;打扫卫生;巡视街道,管理交通;查处侵街店铺,管理市场等。街道司对宋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宋代赋税倚阁制度与地方灾害救助

赋税倚阁制度始于宋初,应在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之前。真宗以后逐步成熟和完善。南宋对其基本沿袭并有所发展。南宋灭亡以后,赋税倚阁制度也随之终结。宋代灾害频繁,倚阁制度在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及瘟疫等灾害的救助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缓解了灾区百姓的困境,维护了社会的安定,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受过多的损失。但是赋税倚阁制度只是灾害时期的权宜之策,不可能消除灾害带来的破坏。灾后如未得到诏令,朝廷仍会催征被倚阁的赋税。

北宋钤辖边防统兵与军事决策地位之演变

北宋钤辖有从监察和统兵的双重职能向单一的军事统兵职能演变的过程。宋初州钤辖不受节度使节制,有独立的统兵与军事决策权,后逐渐融入行营军队之中,成为节度使、都部署的下属。在都部署边防统兵体制确立以后,钤辖一般不能独立决策及统兵出战。澶渊之盟以后虽罢除了宋辽边境地区的大批将帅,但在宋夏缘边地区的钤辖却得到增置,实行集体决策的机制。宋仁宗朝出现内臣、文臣担任钤辖的现象,且可参与经略安抚使帅府的军事决策。神宗推行将兵法以后,钤辖的军事监察职能消失,统兵及军事决策权得到加强。受政局影响,元祐时期凡军事事宜,钤辖需与知州同议,削弱了其权力,绍述时期再次得到加强。宋徽宗朝的钤辖制度延续了绍述时期的体制,钤辖已仅具备统兵属性。钦宗朝边防危机加重,钤辖皆由武将担任。宋高宗朝规定沿江边防要郡由文臣任钤辖,武臣为副,重申了祖宗之法。

宋代淡水渔业养殖技术、渔业组织、市场与政府管制

宋人掌握了鱼苗的生活习性和长途贩运技术,改变了以往依靠天然河湖养鱼的传统方式,创设陂塘养鱼法、肥水养鱼法,朝廷还专设官池培育鱼苗,民间也多凿池养鱼为业。宋代江南渔户群体庞大,民间的渔业组织以家族为单位或依附于豪户构成,官方渔业组织一般以五百人为额,隶属于当地县丞统一调遣,每年给谷六石,规模较大,管理严格。渔业市场最初临水设置,其后发展到城市且日益繁盛。南宋时期地方财政日益亏空,渔业税成为一些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朝廷对渔户实行伍保连坐法,使其互相监督举报,并加强依法惩处违法犯罪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和淡水渔业发展秩序。宋代淡水渔业的发展,对丰富饮食文化、促进城镇经济发展和解决人地矛盾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河渡治安管理

宋代河渡分为官渡、买扑渡和私渡三种类型。前两种是合法经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官渡一般处于交通要道,基础设施较好,渡官由武臣充当,渡船由官府提供,规模较大,并配有水手若干名。买扑渡由豪户垄断,渡船、渡夫等均由买扑者自筹,朝廷通过限价对其实施管制。官渡和买扑渡通行均须出示凭证。私渡是内河航运走私的重要渠道,违法经营,与官争利,被明令禁止,实际上却长期普遍存在。宋代在河渡中的治安管理,主要体现在打击走私、稽查奸细、搜捕贼盗等方面,实行买牌上船制度,在治安较差的地方禁止夜间行船,加强了河渡管理。

宋代食盐运销安全管理研究

宋代食盐在运销过程中出现了纲梢及吏卒沿途私搭贩卖私盐、偷盗官盐、掺杂泥沙、欺诈短秤等现象。有时因偷盗过多,为弥补亏空将盐船凿沉。其中盐业利润丰厚,运盐路途遥远及不甚合理的榷盐制度和销区制度是其主要原因。宋政府通过限制运盐时日及私盐销售范围,坚持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原则,加强了食盐的运销安全管理。

北宋后期都、副总管边防统兵权力的演变——以政局变迁和边防危机为视角

宋神宗改革时期,武将副总管在文臣经略安抚使不在帅府的危急时刻可以全权节制兵马,与以往相比其统兵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元祐时期,调整了将兵法,并罢免了一批变法派安置的统兵官,但是随着边防危机的加剧,朝廷下诏都、副总管共同商议军政,无疑扩大了武将副总管的军事决策和统兵权力。绍述时期恢复将兵法,调整元祐时期的人事部署,武将副总管的权力进一步上升,可直接节制诸将。宋徽宗时期置四辅郡以后,武将副总管的统兵权力呈逐步加强的趋势。金兵攻陷太原以后,文臣经略安抚使统兵体制崩溃,钦宗建置四道都总管,仍由文臣任之,且其设置范围也逐步扩大,但与北宋前期武将都部署的统兵体制大为不同。北宋后期宋廷重振武功的诸多举措,并未能挽救其王朝的灭亡。

论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攻守理念的转变——以好水川之战的演进为中心

在好水川之战前,宋廷在西北缘边实行了军事弊病改革和军事部署的调整。夏竦等制定出攻守二策,遣韩琦、尹洙到京师与二府商议,枢密副使杜衍反对其攻策,吕夷简虽同意攻策,但也主要是想重振军队士气,并不在于其计策本身,仁宗最终决定采取了攻策。而在西北缘边军事决策的执行上,泾原与鄜延两路并不能达成一致。元昊得知情报以后,首先与范仲淹虚与委蛇,以坚其不出兵之心,其次则迅速集中兵力进攻泾原路,先发制人发动战争,韩琦临敌决策,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统率泾原路镇戎军的兵马,并驾驭泾原路诸将,实际上已成孤立之师。后任福在行军过程中缺乏持重之心,又因贪功轻进致败。宋廷攻策未兴,守御再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西北边防由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变为保守防御的理念。

论一家之书出,众家之书亡——以唐修《晋书》为例

历代都有图书亡佚,唐代《晋书》亡佚情况尤为突出。唐修《晋书》问世之前已有十八家晋书1存在,由于唐政府基本垄断史书的修撰工作,造成唐修一百三十卷的《晋书》出,而诸家之书皆废。诸家《晋书》亡佚的首要原因是官修史书在史学思想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并且官修史书在内容、体例、修撰人员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其次,诸家《晋书》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其被淘汰的重要原因之一。唐统治者没有采取强制手段,但它的修史行为体现了政治对学术的影响。

宋代中央水政机构及其权力演变研究

宋初水政职权由三司修造案掌管,后由三司河渠司继之。嘉祐三年,都水监建立以后,水政权力独立于三司之外。熙宁变法时期,都水监与司农寺实行协同治水机制。熙宁二年,“农田利害条约”颁布以后,司农寺的权力达到顶峰。元丰改制以后,司农寺被朝廷废除,水部开始同都水监共同职掌水政,都水监官员通过政绩考核,可升迁水部职官。绍兴十年,朝廷废除都水监,隆兴元年,水部亦遭到罢除,几经短暂废、置的司农寺成为仅存的中央水政管理机构,至南宋后期其水政职权逐步走向弱化,地方州县承担了水利治理的职责。宋代水政管理机构重叠置官,水权不专,及南宋对中央水政权力的逐步削弱,成为其水政运行效率较低及治水不力的重要因素。至南宋后期,中央对地方水利秩序已处于难以调控的地步。

闻达与督察:北宋河患奏报及检视制度研究

北宋河患的奏报与检视,贯穿河患发生及治理的整个过程。宋太祖在位期间曾大力疏通漕渠,保证了漕运的恢复;太宗时期,随着河患的加剧,河道治理的力度得到加强;真宗时期,河患奏报制度得以建立,主要表现为加强河道日常的水位监测与记录、规范奏报程序、明确奏报内容等;仁宗时期,随着横陇、商胡二埽的决口,检视在河患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朝廷评估灾情、监督河役的主要手段。奏报与检视是河患治理中两个密不可分的程序,宋廷在接到河患奏报后,便进入检视环节,检视的内容包括地形高下、水位尺寸、物料筹备、工料存用、工程质量等。在奏报与检视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存在奏报不实、奏报迟滞、有灾不奏、检视失实、不躬亲检视、履职不力等问题。北宋后期回河之争中的党争导致了河患不奏的问题;都水监协同地方政府履行检视职责,是其与一般灾害检视工作不同的地方。宋廷针对河政中出现的诸多弊病,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