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偏转

《淮南子》以“心仪老氏又常自违老氏之旨而不知”的方式,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改写。在对“为‘无为’”的必要性论证的过程中,《淮南子》以汉儒比附性质的“天人同构”观念去强作解事,冲淡了其超越意味;其对“无为”精神实质的重新阐释,不自觉地运用了先秦法家思想资源,发生了向“有为”的潜在偏转。

“士”“吏”之间——法家人物的身份困境

先秦法家思想学说与政治实践的矛盾,将法家人物自身置于士、吏不同身份之间的困境中:“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迫使其不得不选择“枉道从势”“以吏为师”的官僚体系,在“士”与“吏”之间进行艰难的角色转换;激进而笨拙的“去士”思想与行为导致其自身作为士人群体一员的生存空间消失。其政治实践的惨烈代价,从反面推动了汉以来士吏交融的进程。

《淮南子》“气”论对先秦老庄思想的偏转

在“道”创生万物的问题上,老子更关心“道”“独立而不改”的特性,庄子则“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提出“通天下者一气耳”。《淮南子》对老庄道家“气”论的理解,弱化了“道”的本源性地位,而作为“道”之用“气”的地位则大大提升。这种“误读”与偏转,显示出战国思想融合趋势在汉初的延续。

《淮南子》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绪与改铸

先秦法家思想对于《淮南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上。秉持圣王中心的历史观念,《淮南子》对于法家的君道观念多有承绪,并引用道家、儒家思想资源进行了修正。但总体而言,《淮南子》的这个努力依违于法、道、儒之间,表现出似是而非的特征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圣王今王化"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今王圣王化"的效果则大可置疑。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于"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努力,前者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后者的效果则大可置疑。论者多持有历史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的判断,认为其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演变规律,并表现出相信今胜于古的强大自信,殊为不易。这也就是法家政治和社会实践在短期内取得了千古一帝式的成就所在,但转眼间二世而亡。面对巨大的历史教训,有必要对于先秦法家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审视。

试论秦“二世而斩”的人才制度因素

秦国一扫六合宇内,得人才任用之力甚多,但同时,秦人在人才观念和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内在固有的不足。这些缺陷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得到进一步的放大,人才观念的先天缺陷、文化政策的后天失误、制度建设的自我僵化造成了士人对秦王朝的强大离心力,最终酿成毁灭性的后果。

《淮南子》所见之墨家

《淮南子》对于先秦墨家事迹的记述为探究墨家提供了一定资料,也暗示出墨家在秦汉之际必然的衰落命运。对墨家思想,《淮南子》总体上是持贬抑态度,尽管其对墨家的某些观念思想也有采纳,但却进行了儒道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的贯注和重新阐释。

儒法冲突与帝王心术——秦公子扶苏悲剧浅析

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死亡在秦汉易代之际更像是一起社会精神事件。悲剧的发生虽来自蓄意构陷,但在其背后,却折射出秦帝国建立前后儒法思想的融合与冲突,同时也体现了专制社会体制之下,最高权力争夺中的帝王心术。

《淮南子》视野中的孔子形象

在表达对孔子的认可和敬仰的同时,《淮南子》在孔子自身丰富性的基础之上,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总体而言,《淮南子》中的孔子具有"体道者"和"践道者"两种面相。就前者而言,所体之道更倾向于形而上的"天道",而后者则体现出孔子对于社会秩序重构和个人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

理想的现实偏转——《淮南子》论“法”的内在矛盾

《淮南子》对"法"的论述,依违于法家、道家和儒家思想之间,呈现出似法非法、似道非道、似儒非儒的特征。就"法"存在的合理性而言,《淮南子》认同法家的理解,但又从道家理论中寻找更高尚的理论动机,在现实政治中发生儒家式的偏转;就"法"的社会功能而言,《淮南子》同样有对法家的承续,同时又有对道家之"道"的歪曲,并蕴涵有向儒家转换的潜在逻辑。

“孤愤”:在理性与理想之间——论先秦法家思想的两极

先秦法家人物的思想存在着理性和理想之间的张力:基于实用功利的导向,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精神,并设计出针对性和操作性极强的理论体系;但同时,却也使其在诸如人性论、历史观等深刻命题的认识上缺乏全面考量,表现出“片面的深刻”,具有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这也是他们陷于“孤愤”境遇的内在原因之一。

如何“无为”?——论《淮南子》的“因”与“执后”

《淮南子》在治道问题上,"近老归道",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颇为倾心。在汉初大一统时代语境下,《淮南子》在论证如何"无为"的可行性问题上,提出了尚"因"而"执后"的思想,其中既有对汉初黄老道家思想的再阐发,也暗含着从道家出发,向法家思想实现理论互通共享的可能。

《淮南子》“道”论再议

《淮南子》以道家之"道"来贯穿其思想体系。虽秉承老庄,其"道"却与老庄判然有别:其对"道"的理解,虽承认"道"的本源性存在,却削弱了老庄之"道"的超验玄想品格;其对"道"的描述,虽具象易感,却缺少了对老庄之"道"的抽象思辨。这或与汉初"务于治"的实用态度相关。

“混一”与“齐同”——《淮南子》的“齐民化俗”观

在社会秩序建设方面,《淮南子》高度重视教化美俗的作用。但特别的是,《淮南子》既持有道家式的"齐同"而视的"化俗"基本立场;又游走在儒道之间,持有"行齐于俗,化成天下"的"化俗"施行思路。这使得《淮南子》的"化俗"设想在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两个层面上分别落实,试图以道家"齐同"的理论姿态实现儒家"美俗"的社会理想。

“混一”与“齐同”——《淮南子》的“齐民化俗”观

在社会秩序建设方面,《淮南子》高度重视教化美俗的作用。既持有道家式的"齐同"而视的"化俗"基本立场,又游走在儒道之间,持有"行齐于俗,化成天下"的"化俗"施行思路。这使得《淮南子》的"化俗"设想在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两个层面上分别落实,试图以道家"齐同"的理论姿态实现儒家"美俗"的社会理想。

世俗化进程中的价值困境——隐逸:从先秦到两汉

"隐逸"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之一。从先秦到两汉,随着专制制度的逐步稳定和完善,士人们在隐逸动机、心态、精神面貌上有明显变化,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士人们在理想追求、生存原则等方面不断妥协与适应,使自身陷入了出入之间的价值困境。

西汉前期文化意识形态的建构

西汉前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其目的在于尽快完成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围绕着对皇帝权威神秘化和神圣化的政治构建,这一过程经历了对皇帝身体的想象、思想秩序的初步规范和"王者配天"儒家大一统理论的确立三个阶段。西汉初期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奠定了传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范式。

《淮南子》论先秦法家之“术”

对于先秦法家所论说之"术",《淮南子》一方面接纳了其尊君驭下的思想观念,但同时又运用某些道家、儒家思想资源对其进行修正改造。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人君自身修养工夫的强调以及基于对君臣相得关系的设想而作出的尚贤用众、乘于众势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