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霸权秩序、分配(非)正义与全球社会变革

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率与维护社会合法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表现为利润率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交替出现,需要采取不同类型的再分配方案予以解决。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分配并不是为了实现分配正义理想,所以无论何种方案都无法永久地解决危机问题,而每一次再分配都会催生新形式的危机。对荷兰、英国和美国称霸世界期间的再分配策略的比较分析表明,为了应对不断加剧的合法性危机,再分配计划的规模和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不平等现象仍在不断增加,上述国家的世界霸权地位亦接连遭到削弱。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合法性危机,它标志着美国世界霸权开始瓦解。全世界人民正在对分配正义、民主和尊严提出新的主张。为了满足这些正义诉求,需要对世界体系进行重大变革,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计划与社会变迁

每个解决问题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行动计划,而行动计划是建立在对特定情况和替代性解决方案的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的。越是综合性强的问题,计划就必须越周密。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的直接生产皆同此理,但若想管理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再生产,以满足人口广泛和不断变化的需求,计划就显得更加重要。

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残疾与福利

残疾通常被视为一种生物学现象,而实际上,残疾是一种社会地位,是有缺陷的个人的身体功能与生产过程的要求之间不相容的表现和结果。文章试图通过分析残疾、身体、福利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关于残疾的理论。同时,鉴于英国残疾人政策近年来的变革,文章还评价了英国福利国家健全人和残疾人的评定标准,指出这种标准是为了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而制定的,进而提出,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对残疾人的压迫就会继续下去。文章指出,在一种民主且能问责的经济制度中,工作将以人的需求为基础,社会的所有成员,无论是否有身体缺陷,都能够获得富足的物质生活,并以肯定其人性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发展。只有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民主式重组,才能使那些患有严重身体和认知障碍的人们远离贫穷和边缘化并享有有尊严、受尊重的生活。

精神健康与垄断资本主义关系论析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书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健康之间关系的观点和论断。虽然成书于50多年前,但这些观点和论断如今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主要基于该书的两位作者的相关成果,从心理发展与垄断资本主义、弗洛伊德左派、力比多的压抑、异化与心理发展、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异化与理性主义等方面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促使精神健康不良持续蔓延,后者是一种辩证现象,由生产方式与个人内在需求之间的对立关系演化而来。资本主义挑战了人类和人性赖以发展的基础,工人阶级唯有奋起反击,才能扭转一切形式的人性退化。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文章通过考察旧帝国主义的核心要素和特征,拓展了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理解。首先,文章分析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据此对金融资本的概念进行扬弃。其次,文章指出了资本全球化的普遍性,这种全球化将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积累网络。然后,文章阐述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成是世界范围内积累的结果,而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此只是略有涉及。最后,文章比较了列宁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衰败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认为世界无产阶级要利用当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去改造国家,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形态。

21世纪的气候帝国主义

气候帝国主义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不愿对其碳债承担责任、国际谈判中对不同国家碳排放责任的不公正衡量、全球不平等加剧过程中对富人高碳生活方式的愈加纵容、富国吝于提供气候融资与大力补贴“棕色”能源投资间的不平衡,以及大国之间对新型战略资源的争夺等方面。同时,全球知识产权制度造成知识垄断,其破坏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已初见端倪,未来需要利用必要技术应对人类共同风险挑战时或将更加受此掣肘。如今,人类正处于气候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并被推至灾难边缘。若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必须采取不同的经济、法律和制度架构,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底变革。

现代美国种族资本主义之理论洞见

"种族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框架而出现,旨在理解种族化与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文章借鉴20世纪黑人反资本主义者的知识、观点和批判性阐释,对现代美国种族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构思:现代美国种族资本主义是一种种族分级的政治经济学,它造成了战争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积累、统治性征收和劳动力超级剥削。现代美国种族主义根植于黑人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反黑人性和反激进主义的合法化架构中。将种族资本主义理论化可以从根本上对麦卡锡主义发起挑战。

全球国际关系学中的文明对话理念

关于国际关系学欧洲中心论的存在以及对其进行超越的种种讨论由来已久。更为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学理念促使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将视野拓展到之前占据主导位置的美国和西方的范围之外,接纳更广泛的多样性,尤其是承认“非西方”民族和社会的地位、作用和贡献。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对话是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途径。我们可以在文明对话的框架内,将国际关系学中的核心一外围对话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