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媒记者对中国三代领导人的采访看中国的对外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领导人通过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是常用的对外传播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遇到较大困难、对外沟通不畅的时候,借用西方世界和中国都信任的外国记者的笔和镜头传达心声、表明态度、争取话语权,获得了较佳的传播效果。毛泽东与斯诺、邓小平与法拉奇、邓小平与华莱士、江泽民与华莱士四次关键历史时期的四次重要谈话,可以视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典范之作。

中国传统服饰中的想象共同体

简单来讲服饰就是我们穿衣戴帽之物,但细思量会发现,服饰实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古至今,服饰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遮羞蔽体的实际之物;二是划分社会等级身份的象征之物;三是人们生活美学的外在表现。在全球化视野下,服饰文化融会贯通,作为"衣冠王国"的中国走在时代的交叉点,国人迷失在怪乱纷繁的时尚中,一些人又开始在传统服饰中寻找民族认同,汉服、唐装、旗袍、中山装,一次次的"复兴"热潮讲述着中国人在民族服饰上的想象共同体。

邵飘萍与普利策新闻教育观比较研究

很少有人拿邵飘萍与普利策做对比研究,但细细考量下会发现两者在新闻教育推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人都是新闻记者出身,都热爱新闻事业,都从自身的新闻实践出发,深切感受到新闻教育之于新闻事业的重要性,进而大力推广新闻教育,并身体力行,在各自国家的新闻教育史上都是不可不说的重要人物。文章主要是从两者的新闻教育观入手,再次探讨新闻实务与新闻教育之间的互推互进关系。

媒介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担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一种人本主义民族文化,是在诸学说思想不断争鸣融合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人生智慧。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媒介应当本着"社会遗产传承"的功能和责任,将中国智慧继续发展传播下去,以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历史记忆的文化整合与传播——以敦煌文化为例

历史是人类对过去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事实的记录与表述,而历史记忆,不仅仅是传统的历史书写,更是人类与历史之间在情感上的关联与互动,是想象、体验与反思。对历史记忆的建构,有利于自我认同的确立,有利于群体社会共识的形成,进而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

乡村振兴,需要重视媒介赋能

赋能的本质就是给予能力较弱者以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多方发力,群策共治。在媒介赋能的背景下,农业产业大发展,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的自我意识和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在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发挥甘肃文化优势 助力优秀文化传播

甘肃是文化资源大省,这是甘肃文化立得起、走得出、传得远的根基所在,但相对于文源深、文脉广的客观条件,甘肃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文化认知度并不高,影响力也不足。破局还得从源头抓起,需要摸清甘肃文化资源的底牌,深挖文化资源优势,厘清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找到甘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与利用创造可能,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基石。

探寻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南梁革命根据地是西北地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片土地上创办的各类报刊,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群众性的原则,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南梁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对于它的描述很少,即使有,也多是只言片语带过,对南梁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探寻,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新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