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历史学家王明珂专访

王明珂教授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丰富的民族志田野经验,对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川西北羌族作了多年的考察和研究。近年来他的史学和人类学的互证方法,社会记忆、结构性叙事、表征、文类、社会场景和历史心性等方面的独到的研究,渐为中国史学界和人类学界所熟知。王明珂教授在访谈中,回顾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受教经历,对典范史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存疑,以及他在岷江上游的考察和史语所的工作经历,并且从其著述经历中阐释了他的史学和人类学跨学科的研究取向,这对目前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演变与推进理路

区域发展不协调是制约广东现代化进程的极大短板。为补齐这一短板,广东结合阶段发展实际,持续制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逐渐提升。新征程上,广东要紧扣全面服务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强化全省一盘棋统筹,增强珠三角核心区辐射带动力和粤东粤西粤北内生发展力并举,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创新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本记述着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人群认为值得记述的内容,它们也常遵循着人们的某种规范来被记录进而形成文类。与这些文本相关的,是现实中的人群围绕某种情境加以构建与策略性改编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合理与相信的历史。《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即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找到某种对应,同时体察文本与情境背后人群的书写意图抑或潜在的情境。历史人类学正是此种策略下对人类社会的再认识,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寻找对应。

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

历史有多元的声音 ,因此 ,对历史文献的正确解读方法应该是“文本分析的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真象。学者为了研究的需要 ,可以自行界定关键词汇的意义 ,并采用多重的田野方式加以阐述。

族群历史之文本与情境——兼论历史心性、文类与范式化情节

族群“历史”叙事有三种“结构”,即“范式化情节”、“文类”和“历史心性”。“文本”(text)产生于特定“情境”(context)之中,而“情境”也因此文本而强化;在类似情境下,“文本”常依循既定之叙事模式以产生类似“文本”;叙事符号虽循特定模式构成文本,但不同社会情境与个别作者的情感、意图,皆造成叙事符号及其组合差异,以此反映或造成社会变迁。与一般族群或民族历史一样,作为族群“历史”的“弟兄祖先故事”,其内部蕴含血源、空间与时间等叙事符号。

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以滇西为例

"文本"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承载着某时代社会情境下人们的历史记忆,并因社会结构而遵照某种规范来记录而形成文类(文本结构)。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皆田野。任何能被观察、解读的社会文化表征都是文本,我们能透过这些文本表相来分析情境本相。滇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产生非常特殊且多元的历史记忆。借助以往羌、藏族地区田野经验,在解读滇西文本时,呈现各种历史心性下的历史叙述,分析相关的历史社会情境,以及个人在其间的情感、意图与作为,即可提出一种反思性研究路径。

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

以近代初期欧美猎巫风潮为例,分析人类面临重大危机时经常发生“猎巫”之集体暴力,比如人类社群认同、人们对内忧外患之猜疑与联想,以及更普遍的性别歧视等。启蒙运动以来之知识理性未能让人们脱离原始社群生活中的蒙昧,在新冠肺炎对全球造成严重损害与恐惧的情况下,应对“猎巫危机”保持警惕,以防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全球化及人类跨界活动是“病毒”产生及广泛传播的温床;不只是带来疾疫的病毒,也使人们将跨越边界的“陌生人”视为入侵社群的“病毒”。新冠肺炎危机让全球化造成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因而经此变动后全球化必然将被检讨,而如何完善各国或各地域人类生态应是关注焦点。

边缘、移动与反思

本文指出"边缘"是我们察觉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理解"边缘"奇特、陌生的现象后,我们才能将自己熟悉的现象视为"奇特",而对它产生反思性了解。为了对社会本相有反思性理解,本文以移动凹凸镜为喻,介绍一种借着移动、多点的观察比较,以认识社会本相的研究方法。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质量——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文章使用2005—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相对全面地构建综合指标测算经济发展质量,借助实证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区域和子系统的异质性,并从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门槛效应视角探究了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存在区域和五个子系统之间的异质性,环境规制的正向作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在创新、协调和开放子系统显著;科技创新投入具有调节和门槛作用,科技创新投入会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并通过各个子系统使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正向作用显著、负向作用不显著的“倒U型”关系,该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区域异质性。为此,建议加快补足环境规制价格手段的缺位,在实施环境规制时,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鼓励加大和优化科技创新投入,提高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的投入比重,进一步完善创新制度和市场环境,出台激励性财税金融政策,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联动效应,推行区域协同治理环境和协调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学跨科际﹑思贯今古的李亦園先生

通过自1999年以来与李亦園先生的几次学术往来接触事例,说明李亦園先生的学术特质﹑襟怀,以及他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认为李亦園先生不仅对人类学及一般社会科学的国际研究学界十分熟稔,对于国际汉学之状况与动态也有相当认识,兼具卓越的协调沟通能力和开阔胸襟;李亦園先生并不以狭隘的专业来衡量学术,更特别注重贴近生活的主题,这是值得强调学术血统及追求最新理论发展的学者们深思的一种学术特质。李亦園先生在推动海峡两岸学术界交往交流方面更是起到了桥梁作用。因此,在纪念李亦園先生对于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的贡献之际,希望大家在缅怀斯人之余,能够以其学术精神深思人类学或更广泛的人文学术能为社会所做的贡献。

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

以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以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早期中国“月明星稀的历程”

我并非考古学者，只因长期从事华夏边缘与华夏之研究，经常学习、引用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生在距今4000～3500年东亚大陆上的“月明星稀的历程”是考古学上的重大议题，并值得考古学之外的多学科，如古气候与环境科学、社会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者们共同关注。

人类学的中国话语--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桌会议纪实

就"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认为中国人类学要有自己对于田野材料的理论提升即"话语权",就必须做好研究,进行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跨学科整合。

边缘文本﹕以《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

权威典范知识造成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如一稳定建筑物﹐人们安居其间难以突破此知识造成的思想牢笼。笔者指出,边缘文本可以作为突破此认知障碍的窗口。以写成于1929年﹐因被认为无学术价值而长期未能出版的一本《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说明什么是边缘文本﹐以及阐释它为何可作为反思性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让我们得以突破权威典范知识的束缚﹐对自己一向熟悉的知识体系与现实世界有崭新而深刻的认识。

中国人类学的薪火相传——《新生代人类学家之路》序言集

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100余年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举办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学术队伍。这样一支学术品位很高的学术队伍,在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已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性格,实现了中国人类学的薪火相传。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减排效应——基于多期DID和空间杜宾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取多期DID法探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减排效应,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试点地区安慰剂检验和倾向性得分匹配对减排效应进行检验,通过空间杜宾与多期DID结合的方法对减排的空间效应进行考察。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东部地区因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了碳减排效果;碳交易可以通过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降低邻近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此建议:总结试点地区经验,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对减排效应不明显的东部地区,加强污染集聚化和污染产业转移监管。建立区域协同减排机制,增强碳交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减排降碳效应。

人类社会的三个层面：经济生业、社会结群与文化表征

经济生业、社会结群、文化表征三者及其交错关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这三个层面的人类社会构成不仅可用来了解当代人类社会,亦可用以了解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它们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内涵,因此我们可以此作为人类学民族志基础知识,或作为田野调查的基本方向。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在本书中．作者引用大量的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记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羌在汉藏之间》前言

所谓"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早先的"羌人"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近代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逐渐被建构为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20世纪下半叶,在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工作中,进一步定格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史知识乃是一种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

“文本”与“情境”对应下的文化表述

我不敢自称是历史人类学家，如果要自称历史学家可能又有历史学家反对，当然我更不愿自称人类学家。所以刚刚赵老师的问题，我不能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回答。但是据我的了解，在人类学之中，每一代的人类学者，或即使同一代的人类学者，也有彼此不同的观点。刚刚赵老师提的问题非常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然而，究竟什么是文化？人类学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近这些年人类学似乎陷入低潮，主要原因是，新一代人类学家把他们的前辈给解构了。我觉得，这反而是人类学最精彩的地方。它对本学科的方法、理论经常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我在上一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学的那些人类学必读课程，现在许多大学人类学的教学里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