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语境、传承谱系与表演场域——基于贵州东家人史诗传承的田野调查

当下民间史诗传承呈现内容缺损、形式简化等多种危机,皆因其原生语境发生变化,以及传授规矩严明、禁忌较多,学习时间长、难度大,传习者少。在仪式上演述史诗属乡党应酬,耽误农事、报酬低,传承人往往身兼数职,各村寨传承谱系复杂,民众的认同度各异。同时,古老的仪式只存在于特定的表演场域中,在新时代及现代媒介下,其演述形态也将面临表演舞台的新语境挑战。

口头传统的程式化叙事——基于西部苗语史诗《讲给孟》的文本分析

作为民间仪式上演述的口头传统,史诗依靠歌师代代口耳相传,形成特定的程式与韵律。歌师演述时根据主题的变化,运用相对固定的词、片语和传统句法,灵活把握史诗的可变项与不可变项,在短时间内顺畅地组合诗句。除了单纯的文本记忆,歌师需要长期的实地演习,把那些沉潜的故事型式运用到更大的语义群里,形成互相关联的叙事单元与故事范式。在口头程式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探究出了史诗创造、改编和逐渐定型的形成过程,发现了歌师为何能从容演述宏大长篇史诗的内在因素。

民族文学创作的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

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了多方位的审视,他们放眼世界,接受国内外创作思潮,已逐渐改变固有的思维定势,既表现出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主题、题材内容、情感思想和艺术形式,又具有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价值、审美向度和人文情怀。

贵州畲族粑槽舞研究

贵州畲族粑槽舞是稻作民族独特的丧葬巫舞,产生于畲族长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风格古朴粗犷,体现了畲族的谷神崇拜。粑槽舞是畲族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的标识,其狂欢化体现出畲族人积极乐观的生命观和强劲的民族情感。

贵州畲族的渊源、迁徙与分布关系考

贵州畲族的前身"东家人"有着复杂的民族渊源,笔者从官方史料、民间家谱碑文、迁徙地域等进行重新爬梳,认为"东家"和"亻革家"同源,与苗族、仡佬族、仫佬族、布依族、瑶族、汉族等共同生活,有着交融互渗的文化关系,在长期的迁徙中穿棱于各民族间,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共同语言、民俗文化、心理素质和相互认同的深厚民族情感,是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三都县达便村水族端节的文化考察

贵州省三都县达便村水族端节在祭祖、约端、赛马等过程分别举行仪式,通过对这些仪式与禁忌事项的描述,表明端节的仪式是寄托了水族人感恩祖先的意喻,在对共同祖先的感恩中,增进了彼此情感的联系,体现了水族宗族间团结互助的精神。

丧葬习俗与共同体意识:从传统中寻找文化活力

丧葬习俗中的“开路”仪式源于古代民族招魂驱鬼与指路归宗观念。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演述,在交往与交流中选择适合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之精华,不断融入新的内容,逐渐形成相互认同的文化。这种认知通过史诗的创世与迁徙母题演述得以生动地表现,各民族在“开天辟地”和“兄妹制人姻”等故事叙述中呈现出惊人的一致,衍生出一母共生的血缘与情感认同。迁徙的文化母题,往往追溯民族渊源、迁徙路线与历史流变,讲述本民族与周边民族在不断的斗争与团结中形成相互依存的兄弟关系,唱颂民族间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详述互通市场与婚姻的悠久历史,表达迁徙中互助扶持、共度难关的民族兄弟情感,增进了民族情感认同,强化了民族凝聚力。其民族交往的文化活力,依靠“开路”仪式上演述史诗得以传承与发展,使民族交融的文化基础有了鲜活的文化依托,中华民族共生共存的共同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无形的强化。

民间故事《虎拐卯池彩欧翠》的功能性母题解析

民间故事《虎拐卯池彩欧翠》在云南和贵州的苗族地区广泛流传,异文多达二十余种,从故事形态、角色和功能三方面进行分析,可发现它表现了人类早期社会的婚姻观念,这个共同的功能性母题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人虎互变"的民间思想观念,是古代人类婚恋历史变迁的复杂隐喻。

布依族夜宴酒歌礼仪解析

布依族夜宴酒歌的礼仪风俗,程序严格,内容繁复,形式多样,表现出雅俗共赏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夜宴过程能激发智慧,显示渊博知识,教育族人,增进民族间情感,形成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从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

苗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个案研究——以麻江畲族地区养鹅司为考察对象

贵州苗疆养鹅司交通闭塞,民族杂居,历代统治者在"以夷制夷"的管治下,以武力镇压和文教安抚的方略,无形中推动了土司及其土民的"王化"进程。苗疆少数民族的汉文化教育,从被迫接受到主动需求,见证了几百年"夷变汉"、"汉变夷"及"夷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对当下民族教育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民族语言文学视野中的贵州畲族源流

贵州畲族的民族渊源较为复杂,但隐藏在民族语言、民间文学、官方史志、民间谱牒中的大量信息,表明贵州畲族的前身"东家"和"(亻革)家"、"东家苗"同源于一个族群,他们长期与苗族、仡佬族、仫佬族、瑶族、布依族、汉族等共同生活,形成交融互渗的文化关系。

民族文化的互渗交融与和谐共生——以黔中黄连村田野考察为例

黄连村布依族人民有着丰厚的汉族文化,在书联艺术、酒歌以及说唱文学上,既有布依族浓厚的民族传统,又蕴藏着儒家渊博的文化因子,这与黄连布依族复杂的族源,少数民族间婚姻关系,以及重视私塾教育等有关,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互渗现象。

20世纪贵州小说批评简述

20世纪贵州小说创作和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因其强烈的地域意识和丰厚的民族文化,形成一个独特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它的批评路径是从社会学论述到文化人类学、叙事学的阐释。通过批评史的爬梳,可以检验贵州小说是否经得起无限解读的可能性,从而考量小说研究的视角、方法与现实意义的科学性。

最是文人爱金石——莫友芝篆书审美情趣探析

莫友芝的学术研究、诗文写作与他的书法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赏析莫友芝的篆书作品,可以窥见莫友芝的书法取法、治学态度、学术素养及其富于金石之气和诗书情韵的审美情趣,体现出集学者、诗人、艺术家为一体的莫友芝在篆书创作中独特的书法气韵。

《叔叔的故事》:被拆解和重构的故事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运用了议论解释等非叙事性话语,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拆解成零碎的片断,从而使故事本身自行消解,同时小说又在叙述者的真诚叙述态度层面对故事进行再度召唤,从而又建立起一个可靠性的叙述交流空间。

丧葬仪式与神圣叙事——论畲族(东家人)史诗《开路经》的活态演述传统

畲族(东家人)史诗《开路经》是历代口传的长篇叙事诗,至今乃以活态形式在民间丧葬仪式中演述,仪式的现实诉求促使史诗得以世代传承,歌师在现场演述中不断完善神话故事的情节结构,形成宏大的神圣叙事,彰显族群生存的合法性。为了给亡人招魂驱鬼,引领亡魂认祖归宗,传播民族文化知识,歌师以通晓鬼神的本领,上天堂入冥界,穿越在鬼魅世界,又能重返现场与听众互动,演述中采用夸张、对偶等修辞手法,灵活运用传统的演述程式,以异文同义的句式,多重人称的对话性诗体,形成巧妙复杂的演述技巧。

关于女人和花的一些记忆

十年后的一个下午，正像许多情人的出现一样，我和许兰碰上了，大学时我们是亲密朋友，更像是情人关系。

方言、少数民族话语与贵州小说汉语书写

贵州作家不断尝试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话语小说思维的转换与融合,从民族神话、歌谣、方言土语等活性形态语言中,寻求小说叙述与方言、民族话语的最佳叙事方式,并以世界眼光汲取母体文化因子,坚定地域民族意识。

科举与宦游中的书法艺术——清代状元夏同龢书法论

世人多闻夏同貅为戊戌状元兼留学生，近代法政之启蒙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然其还是清末著名书法家，与当时大书家翁同貅、黄自元、李瑞清、陆润庠、朱汝珍等人齐名。《清代翰林传略》说他：“授修撰，掌修国史，工诗善画，名震一时。”《贵州通志》评其：“工文善书，有名当世。”他的书法为清末世人喜爱，以匾额、楹联、立轴、屏风、扇面、镜框、尺牍等形式被各地收藏家玩赏。

史诗《开路经》的仪式展演与文化功能解析

少数民族民间丧葬仪式保留了人类的原始文化形态,作为南方史诗群之一的畲族(东家人)史诗《开路经》,至今仍以活性形态在丧葬仪式中展演。它表面上为亡灵驱鬼逐疫,招魂引路,认祖归宗,期望得到宗族的接纳;在具体的史诗演述场域中,歌师把人类早期的天文地理、民族渊源、社会民俗、伦理道德和精神生命等内容巧妙地融汇其中,传播民族文化知识,劝戒世人行善积德,坦然直面生死。民族的古老仪式文化通过史诗的演述,使得口头传统得以代代相传,无形中对个人及民族进行了人伦规范,慰藉生者,引导思想观念,有着凝聚宗族文化力量,增强民族情感认同,彰显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的深层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