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悲且悯且彷徨——浅析何绍基《普贤西向》之情思诗美

作为何绍基诗歌之代表,《普贤西向》体现出近代诗人在急速变化而又动荡不居的时代心中真实的感受,形成了悲悯与彷徨复调交织的诗歌情思内涵。其结构之自由、意象之丰富、色调之斑斓,如是诸多层面也构筑出了多重诗美,这令《普贤西向》于何绍基总体创作中闪烁着迥异而夺目的光芒,亦充分体现出近代道咸宋诗派的创作风貌。

街谈巷语隐瑶光——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对话性探析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作为池莉代表作之一,其对话性在汉味小说的向度上复写了武汉方言,建构了市井风物,留存展示了荆楚之地特有汉味文化;在"新写实"小说的向度上组织了市民生存话语和政治话语、知识话语间的两场交流,记录再现了普通市民阶层内部话语状况。这表现了池莉对汉味文化的认同与对市民生存话语的皈依。

苦难的诗学——里尔克影响下的王家新及其《回答》

王家新的《回答》中关于苦难主题的书写,受到了里尔克诗学资源的影响。这一影响具体体现在:在认识苦难的方面,将苦难指示为黑色命运并坚持了苦难客观存在而亟待认识的观点;在应对苦难的方面,选择了甘居幽暗并努力不懈的姿态;在反思苦难方面,引入了含混而暧昧的意义结构。

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性浅析——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例

作为中期海派小说代表的新感觉派,围绕现代性书写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在思想向度上,关注现代社会价值观,由消解到重建的转型;在艺术向度上尝试移植西方现代派技法;尝试通过与古典对话,深化自身的审美价值。

从《文赋》“天机”论到《文心》“神思”说——浅谈中国古典文论灵感学说在魏晋时期之流变

就文学创造构思阶段灵感问题的认识,从士衡《文赋》"天机"论到彦和《文心》"神思"说,可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流变脉络。陆机与刘勰关于灵感的讨论,就其本质、特性、来源诸方面皆有阐发:关于本质,灵感内涵的确定性逐步提升;关于特征,从单纯的现象描述发展到现象背后学理的揭示,展示了对灵感特征认识的深化;关于来源,从无以识之到提出灵感产生系统方法论,体现了灵感理论化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灵感学说于魏晋时期,士衡、彦和二人之间,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为丰富中国古典文论体系做出极大贡献。

梁启超《李鸿章传》与《清史稿·李鸿章》之比较——管窥中国近代传记文学之转型特征

梁启超《李鸿章传》作为近代新体传记代表与传统传记《清史稿·李鸿章》相比,二者可见出巨大的异质性:体例上,夹叙夹议的多维结构对前叙后议的一维结构的超越;笔调上,激越的"新文体"对沉静的"桐城体"的变革;格局上,近代视野对封建观点的突破。而这些亦是中国近代传记文学转型特征的具象化呈现。

《奔月》:鲁迅自我疗救的文学追忆之作

《奔月》是处在精神困境中的鲁迅以自我疗救为目的而展开的文学追忆之作,有着繁复的心理背景与文本勾连。从心理背景上说,"个人情感""职业生涯""社会活动"三层面的危机所形成的精神困境,是推动鲁迅写作《奔月》的重要诱因。从文本勾连上说,同时进行着的追忆之作《坟》《朝花夕拾》,也为《奔月》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文本支撑。这就意味着《奔月》既具有个人层面上的自我疏解、自我反思的意义也具有民族共同体层面上的精神解构式发扬的价值。

古典诗人的现代重塑--杜甫在抗战时期的三重面相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杜甫热”逐渐蔓延至阅读、创作、研究等不同层面,随之出现了“国族的杜甫”,以国民党标榜的“国家至上主义”为其价值核心,驳斥南京汪伪文人鼓吹的“非战的杜甫”,抗战中后期直至战后又出现了“人民的杜甫”,这三重杜甫形象的博弈,折射出抗战及1940年代文化政治的对抗,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