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与调适:青年员工居家办公的工作与家庭关系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得居家隔离与远程办公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因此这类居家办公对人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尤其是青年群体如何调适工作与家庭关系,也是社会关注焦点之一。研究表明,当青年员工“将工作带到家中”之后,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时空边界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模糊”“清晰”“重叠”三种形态。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作为能动的主体,青年员工能够“利用”这种边界变动,或以家庭为中心增进情感,或力求工作家庭之间的平衡,或以工作为中心暴露家庭问题,并因处理不当引发冲突。因此,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表现出社会韧性面向的同时,也为认识当下和谐家庭建设和社会风险应对带来启示。

城乡差异与大学生消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独生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研究,但是其往往过分关注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却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内部的差异缺乏敏感。遗憾的是,这使得已有的很多研究获得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本文以大学生的平均月消费水平为例,使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学生发展状况调查(2008年)"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来源和农村来源的大学生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月消费差异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城市来源的独生子女大学生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之间没有差异;但是农村来源的独生子女大学生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占据明显的优势。

城市在职青年的教育回报 基于性别与独生子女身份的分析

有关收入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现有文献过分关注市场转型,忽视了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指出,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是影响收入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2004年青年发展状况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非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表现突出,女性处于劣势地位;但在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并不存在。这一现象与独生子女的出生家庭和教育获得紧密相关。

青年媒体形象的特征与变迁--基于《中国青年》杂志的内容分析(1980-2009)

本文以内容分析法对1980到2009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年人物报道进行了系统描述与分析。通过抽样、编码、阅读,本文基于527篇报道样本描述和分析了被报道青年人物的"地区形象"、"生理形象"、"文化形象"、"婚姻形象"、"身份形象"及"事迹形象",初步展示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00年代青年媒体形象的特征及变迁。

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收入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以追踪调查的数据定量分析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收入变化状况,比较了性别差异以及独生子女青年与非独生子女青年的差异,并通过多元回归讨论影响城市在职青年职业收入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收入在两年内普遍有了增长,但增长差异较大。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对职业收入增长都没有显著影响。真正与职业收入增长有密切联系的是地区(是否处于东部地区)、职业(是否企业公司职员或是否从事邮电金融媒体行业)、教育水平以及参加工作时间。

城乡生源与大学毕业生初职就业机会获得

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已有研究对城乡生源可能的影响论述并不充分;不仅直接的研究很少,而且很多研究简单在城乡混合样本中比较城乡差异。本研究通过"解决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跟踪调查研究"的数据表明:城乡生源是大学毕业生就业中可能存在的不平等,但是对这一不平等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城乡生源之间的简单比较,而应该更为重视城乡生源大学生可能并不完全相同的就业机制。本研究发现,尽管城乡混合模型中,城乡生源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分别对城市生源样本和农村生源样本拟合模型后,性别、专业、兼职次数、是否党员以及家庭背景等多个变量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在城乡生源样本中出现了不同。

博士生社会化冲突与压力调查及思考

当前激烈竞争的社会使博士生群体面对相当严重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状况与博士生不能完成社会化转折,必须同时进行学习和成家立业的社会化过程有关。数据表明,学习对于成家、立业都有较大的影响,而正是这样的影响给博士生带来压力。

大学生考研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

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得到了教育社会学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表明,性别不平等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存在,同时这一不平等也在逐渐改变。但是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基础教育阶段,对于本科之后的高等教育阶段论述较少。本研究以大学生“考研意愿”为中心,根据“大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考察“后”本科的高等教育阶段的性别教育不平等。本研究的结果表明:①“后”本科的高等教育阶段性别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②相对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的考研意愿受到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更明显。女性在“后”本科的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处在性别弱势地位。

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收入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我们以追踪调查的数据,定量分析了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收入变化状况,比较了性别差异以及独生子女青年与非独生子女青年的差异,并通过多元回归讨论影响城市在职青年职业收入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收入在两年内普遍有了增长,但增长差异较大。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对职业收入增长都没有显著影响。真正与职业收入增长有密切联系的是地区(是否处于东部地区)、职业(是否企业公司职员或是否从事邮电金融媒体行业)、教育水平以及参加工作时间等。

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现有文献的分析表明,对于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现象尚缺少系统性的经验研究。通过对全国12个城市2537名在职青年的抽样调查资料发现:大约一半的城市在职青年曾经有过工作转换,他们总体上平均转换过2次工作。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以下三组变量必须受到重视:(1)青年自身的资源;(2)青年自身的(工作)发展阶段;(3)青年所处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文化。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将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一个长时期的范围内进行,并且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必须始终重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

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再探——基于《中国妇女》杂志(1950～2015)的内容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女性形象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本文基于从《中国妇女》杂志(1950~2015)抽取的304篇文章,通过内容分析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女性形象的嬗变。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妇女》杂志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形塑女性媒体形象的主要力量从国家权力机关转向了市场后,女性的传统婚育角色没有明显变化,而女性的知识形象愈发被强调,政治身份有所弱化。高学历、具有职业成就追求的中青年独立女性形象成为当下主流媒体塑造的重点。本文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教育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新时代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研究——基于定西市乡村产业的调研与思考

定西市作为全国马铃薯之乡、黄芪之乡、道地岷归之乡、中国西部草都和现代寒旱农业的重要发祥地,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定西紧紧依靠农业资源自身禀赋优势,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发展现代农业,在粮食供给保障、农特产品供应、产业链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标准化建设、产业集群及园区建设、新型经营主体示范引领、制度机制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文以定西市产业发展情况为基础进行研究分析,为新时代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整体社会工作行政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启示

社会工作行政作为社会工作的间接服务方法,虽发展相对较晚但影响最大。相对于社会工作专业领域的其他主题,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方法的研究尚较薄弱。本文在辨析社会工作行政概念的基础上,将社会工作行政聚焦于社会工作机构内部的行政管理,以构建整体社会工作行政的分析框架,即从社会工作行政事务的主要内容和行政运行基本过程的二维角度对基层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进行整体性考察,并总结了基层社会工作机构管理的两点启示:机构管理需要形成以项目管理为中心的整体社会工作行政,以培养社工的归属感为基本目标追求。

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与妇女发展

本研究力图探讨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与妇女发展尤其是职业和家庭领域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虽然促进了妇女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妇女职业发展的不均衡加剧,进而嵌入家庭领域强化为妇女的自我角色认知和行为选择。

乡村振兴视角下定西市安定区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要拓展特色富农乡村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何提升农村产业链条和供应链条的现代化水平,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高水平发展?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该怎样做到生产、流通的无缝衔接,运转高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本文通过对定西市安定区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总结了安定区农村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提出了要从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强化规划引领、做大产业规模和完善产业链条四个层面,推动产业振兴实现安定区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中生手机问题使用现况及其与孤独感关系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江苏省高中生手机问题使用状况,以及高中生孤独感与手机问题使用之间的关系。方法通过网络在线应答,对本省南京市某重点中学和苏中地区某县中学高一至高三的学生进行统一问卷调查。结果 2所学校共完成有效问卷852份,其中有手机使用经验者717份,手机使用率为84.2%。手机问题使用量表平均得分是3.844;耐受性和逃避性均分较高,分别是4.251、4.631;高中生手机问题使用随年级的升高而加重(P值均<0.05),不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孤独感与手机问题使用之间存在相关性(P值均<0.05)。结论本调查高中生中手机尚无群体性的问题。应有针对性地对手机问题使用严重者进行教育干预。

已婚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基于全国12城市的调查研究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进程中进行独生子女和同龄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但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的出生家庭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并进行子女教育,应该对生育家庭阶段的已婚独生子女进行关注。因此对已婚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教育投入进行研究。由于家庭教育投入中常常含有祖辈的支持,将三代家庭纳入研究视野。通过对“中国12城市育龄青年调查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父亲的兄弟姐妹数量越少,则孩子越可能得到更多的教育投入;而与自己父母共同居住的独生女,也能为孩子提供相对更多的教育投入。表明家庭资源稀释理论在中国三代家庭的意义,也表明在成家立业之后,独生女仍然可能占据某种优势。

我国地方高校学生境外留学意向的调查及对策研究--以S省N大学为例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地方高校积极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尤其是大力鼓励学生走出国门,接受多元化的教育。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以S省N大学的全体学生为对象,对学生境外留学意向进行调研,分析了学生境外留学的考虑因素以及留学困难的原因等信息,并从营造留学氛围、提升留学服务质量、完善境外留学的服务体系以及推进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地方高校推进学生境外留学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青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

已有的研究已经关注了兄弟姐妹数量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负向关系,但是由于其理论缺乏中国背景而对性别和独生子女缺乏足够的把握。研究将教育获得视为中国家庭中资源转移过程中的一种伴随转移,并且通过2007年全国12个城市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资料指出,家庭规模对孩子的教育获得存在负向影响,因此,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普遍高于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家庭规模的影响存在,但是主要影响女孩;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由于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并不存在继承人选择的问题,其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社会调查中的应答率与无应答偏差

应答率是社会调查的一个指标,以往研究者多以之来度量调查的无应答偏差。然而,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社会调查的实践中,应答率对无应答偏差的度量都是不充分的。社会调查更应该关注无应答偏差而不是应答率的高低。不仅如此,实际社会调查中通常对无应答单位所进行的替换往往并不会减少无应答偏差,其作用仅仅是增加了样本规模;如果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使用无应答替换时,应该对替换的整个过程和所有信息进行详细的记录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