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争议解决的缺陷及庭外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性回应

平台行使私权力作出“警察性”与“法院性”决定并由此对用户采取相应限制性措施而引发的争议,多由其内部投诉系统完成,但“自查自审”存在中立性不足、专业性欠缺、过程不透明、“治标不治本”、公信力较低等弊病,若以司法诉讼机制补缺则又会导致资源错配。衔接于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外部司法诉讼机制之间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创新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基于平台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元宇宙公司从企业自治层面通过签订服务、信托协议的方式创设元审查委员会,欧盟则在政府主导下认证并动态监督庭外争议解决机构。两者都有效回应了平台内部投诉系统的诸多缺陷以及司法诉讼系统的资源错配等问题,但各有侧重。除却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传统司法系统,我国现行平台争议解决机制还包括众包式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与互联网法院,但两者依旧无法全面回应平台争议解决机制的既有问题。我国可考虑借鉴欧盟的创新路径,同时吸收美国元审查委员会的有益规则,在政府主导下创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新机制。

我国网络不良信息法律规制的路径

随着未成年人触网率逐年上升,我国“触网低龄化”已趋于常态。日益泛滥的网络不良信息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危害不容小觑。2023年,国务院颁行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首次专章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网络信息内容规范。这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与网络不良信息法律规制体系进一步完善。但是,我国网络不良信息法律规制体系仍存在网络不良信息内容的界定不明、网络信息内容的分级制度阙如、网络平台内容的治理规定不足、政府部门监管平台的机制不敷等立法缺憾。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保护的基础上,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网络不良信息网络规制的相关立法,主要体现在统一界定网络不良信息的内涵、制定网络信息内容的分级标准、优化网络平台的内容治理责任、完善政府部门监管平台的机制,进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与网络不良信息法律规制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镇银行的潜在风险与法律规制

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大有可为,但2022年部分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暴露出风险背后的法律规则滞后和阙如。随着部分村镇银行逐渐劣变为高风险金融机构,以“兼并重组”为主的“改革化险”或非唯一解,而以“完善法律”为主的“法治化险”或可与其并行不悖。经检视,村镇银行在股权管理、经营范围、内部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规则不尽完善。为此,函须重塑银行股权规范、明确业务经营范围、完善内部治理架构、优化外部监管体系等,通过建立长效法治保障机制以达到“法治化险”之目的,进而促进村镇银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