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中的默会正义及其当代价值--基于“情法两尽”的话语阐释

“情法两尽”被视为传统司法的理想目标和基本原则,然而“情”的多义性和价值分歧成为“情法两尽”当代转化的话语瓶颈。从“默会”知识的维度来看,作为法律首要价值的“正义”理念,是联结普遍性的明言知识和具体情境的默会知识的结合体。基于对本土司法实践的考察,“情法两尽”可以理解为传统司法中的“默会”正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意会”认知方式支持了“情法两尽”理念的传递,以准情酌理为手段的“默会”是“情法两尽”的重要实现方式。“情法两尽”既包含正义的法律价值追求,同时也是基层司法中行之有效的司法方法,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情法两尽”的当代价值。

论宋代商业文化的崛起及影响

在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基本不变的基础上 ,宋代城市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起来 ,社会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商业活动也异常活跃 ,商业的发展还破坏了由中古延续而来的城市格局 ,坊市制到了北宋逐步消亡。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 ,而且带来了社会文化格局的改变 ,以农为本的文化观念、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统治秩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商业文化的直接作用之下 ,建功立业以及安贫乐道的“高尚”或“高雅”的人生追求已部分地被口腹声色的世俗享乐所代替。宋代文化因此形成了自身的时代特色 ,并对此后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产生影响。然而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对农本经济的巨大依附性决定了这一经济形式缺少独立发展的性格 ,也决定了商业文化始终不能保持独立的文化个性。因此商业文化的解构威胁就如同商业经济的破坏力一样消融在主流文化博大的胸怀中 ,只剩下一定的腐蚀作用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整个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

“双性同体”:唐宋词女性化文学品格的另一种阐释

相比于唐宋诗,唐宋词的独特审美价值就在于其“女性化”的文学品格。借助于西方“双性同体”理论,这一文学品格的形成原因及其审美价值都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首先,男性个体对女性人格的潜在认同,即“阿尼玛”的释放是唐宋词人“男子而作闺音”的内在心理动因;其次,寄托比兴的文学传统又为这一情绪的释放提供了合适的“伪装”;最后,由“双性同体”带来的性别融合成就了唐宋词人的文学创造力,使词获得了与诗歌并辔同驱的文学地位。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宋代题名与题名记考论:缘起、新变和审美价值

宋代题名记是在厅壁记基础之上围绕题名行为发展而来的新型杂记体文。宋代题名记承载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功能,如强调吏治、重视教化等。同时又往往于严密的记事之外表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或形容曲尽而委婉从容,或情融于事而平易自然,或借题发挥而说理透彻,其审美价值亦不可忽视。

期待视野的形成与失落——秦观“诗似小词”评价的接受学考察

北宋文人"诗似小词"的评价奠定了秦观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元好问"女郎诗"的说法即源出于此。这一评价的产生一方面固来自于秦观诗歌创作本身存在的清丽风格,另一方面则由于诗人早期投献酬赠诗给以苏门文人为主的读者群留下了豪宕奇峭的第一印象,使得秦诗的清丽风格由于溢出了苏门文人的期待视野而受到批评。此外,随着秦观词的广泛传播,其婉约妩丽词风加深了接受群体对其清丽诗风的印象,从而影响了时人对秦诗的全面评价。

宋代理学精神与宋词境界的开创

宋代理学是宋词雅化的重要哲学背景,理学精神着眼于人生存境界的提升,对社会文化心理和士大夫人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宋词中崇高境界、和乐境界和醇厚境界的开创受到了"养浩然之气"、"寻孔颜乐处"和"民胞物与"等理学思想的影响。这三种境界的开创改变了词轻艳浮薄的单一风格,加深了词的思想内涵,极大地提高了词品。

背靠遗产,面向当代——杨海明教授词学访谈录

杨海明(1942-),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词学研究工作,共出版词学专著9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唐宋词史>曾经获得国家教育部二等奖和"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唐宋词风格论>和<唐宋词史>曾被全文翻译成韩文由韩国新雅社出版,<唐宋词史>等4部专著由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再版.

论宋代题跋的学术特征

作为学术活动的衍生品,题跋学术特征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受宋代治学之风的影响。在学术思想上,题跋整体上显示出以儒学为正统的明显倾向。在治学理念上,题跋作者推崇勤思苦学,强调学者的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重视个人道德层面的实践与修养。在治学途径上,遵循博学穷究的原则,一方面,题跋所涉极广,视野宽广,显示出融会贯通、不主一家的学术胸怀;另一方面,治学门径细密严谨,题跋所涉虽小,也必定穷究本末。可见,宋人题跋是研究宋代学术风气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

“活法”视野下的宋词“破体”现象及其接受

以"法度"和"变化"为核心的"活法"思想集中体现了两宋文人求新求变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宋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在整体上深刻影响了宋代文学的发展。宋词"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等"破体"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活法"思想在词学领域渗透的结果。宋元词论中蕴含着不少与"活法"暗合的表述;擅长"破体"的词人,大多深受"活法"思想的影响;"破体"为词的具体创作行为高度符合当时文人对"活法"的理解。宋词"破体"行为既提升了宋词的境界,又丰富了宋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胸中之活法"和"纸上之活法"的体现。而宋代文人对"破体"现象接受态度的转变,则体现了"活法"对宋代词学思想的浸润过程。

董其昌《秋兴八景》题跋索隐

董其昌《秋兴八景》创作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九月间,这正是明光宗从登基到去世的时间。董其昌与光宗有着密切的关系:光宗为皇长子时董其昌曾任日讲官,深得其信任;光宗即位后即发布了起用董其昌等人的任命,但不久即离世。一月之间,董其昌经历了大喜大悲的情绪起伏,然而当时复杂的政局和董其昌自身境遇都使之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只能借助于《秋兴八景》的题跋,并以比附杜甫《秋兴》八首的方式,委婉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和身世感慨。

比德·抒情·体道——论宋代山水词及其内在意蕴

在文人文化传统和诗歌创作风气的影响下,自然山水逐渐成为宋词的重要内容。宋代山水词中包含了道德、情感、哲学等多重文化内涵。从道德层面而言,词人们继承了儒家"山水比德"的传统,并使山水词承载了新的人格化的象征意义;从情感层面而言,词人丰富的感情和强烈的个性赋予自然山水浓厚亲切的人情味和非比寻常的精神气魄;从哲学层面而言,宋代词人深受道家"自然"哲学的影响,在对自然的观照中,他们领悟自我存在的价值,实现了人的自然化。

还原唐宋词流动的轨迹——评《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

传播学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学科,但传播行为的存在却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传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1]20。从某种程度而言,文化的活力来自于传播,任何封闭的、与外界割裂的文化形态都将走向消亡。同样,文学传播的过程、媒介、内容、方式乃至效果也都会影响文学本身的发展和文学史叙事方式的改变,文学史是由创作史、传播史和接受史共同组成的理念事实上已被当代多数学者的所接受。自1993年以来,关于唐宋词传播的单篇论文陆续面世,而钱锡生博士的《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则应是第一部对唐宋词传播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性别融合与唐宋词文学个性的获得

男女两性不同的审美追求在词的领域相互碰撞,又不断整合,最终形成了刚柔相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风格,所以说,词迥异于诗的文学个性是性别融合的产物。唐宋词审美理想的形成、创造力的获得以及抒情范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性别融合产生的强大生命力。从这一角度而言,唐宋词的文化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批判男权文化的素材,而恰恰在于它在文学的领域展示了性别融合的理想模式。

从古代文学叙事中庶民的司法想象看中国法律文化

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传统小说戏剧以普通民众为传播和接受对象,反映庶民的法律观念和利益诉求。冤狱的渲染和昏官的塑造,集中体现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危机。在具有独立传播场域的话语体系中,平民阶层从自己的价值理念出发,展开对整个司法体系的批判和嘲讽。同时用超现实的司法想象来弥补现行制度的缺憾,并获得道义的支持和正义的实现。在通俗文学的叙事框架中,庶民的法律想象不仅获得了"合法"的表达权利,而且也形成了针对制度设计的对抗力量。对这些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助于从"小传统"的角度深入把握中国法律文化。

当代唐宋词研究学术史的探索之作——评《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论纲》

时值新世纪的开始,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也就成了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不过其中的大多数都将研究的时限设置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忽视了近20年来学术的新发展.……

词意画的变迁与宋词接受

词意画是词、画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肇始于中唐,至明代而兴盛,直至今日,仍然是中国画的重要题材。由于艺术语言和审美取向的不同,画家对宋词的阐释赋予词作以新的意义,从而丰富了词史发展的内涵。早在元代,词意画就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宋词诠释方式:一是图解词面,依文绘形而忠实于原词词意;二是重构词境,意在象外而得宋词之风韵。此后,这两种诠释方式逐渐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接受群体,前者多照顾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而后者遵循的是文人文化的审美原则。不同群体的接受需求推动了词意画的发展。

通俗叙事视角下的宋词接受——以宋元话本为例

宋元话本对词的接受遵循着通俗叙事求奇与谐俗的基本原则,其方式主要有以词作为核心虚构故事、以词承担结构功能、以词作文辞修饰三种。从纵向的维度来看,词在通俗叙事中的独立叙事功能很快消退,只起到结构和修饰的作用。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宋词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通俗叙事主要以散语叙事,以韵语抒情或描写的特殊功能分工所决定的。

南朝文化和乐府民歌的城市化倾向及其对唐宋词的影响

民歌是反映社会文化发展的真实可靠的文学文本资料,而南朝乐府民歌的城市化特征正反映了南朝文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倾向。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城市文化培育了吴歌西曲,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在其中所留下的印记,更在于歌女———一商业化的女性参与创作和传播,赋予了这些民歌独具风味的伤感轻艳之美。而在唐宋两代,南朝乐府城市化和艳情化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特征又借着城市商业发达的社会风气和南朝音乐的继续流传,得以在曲子词的创作中重新抬头,并成为唐宋词的本色以及创作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