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新兴青年的文化生产、职业选择与自我建构

数字时代推动了依托互联网平台兼职兼业的新兴青年群体的兴起,高校新兴青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本研究借鉴齐美尔的个体化理论,探究高校新兴青年的文化“破圈”实践与职业选择。研究发现,高校新兴青年勇于打破常规的学业轨迹,在网络文化生产中开启了一场自我、人生和职业的意义探寻之旅。平台分层模式下粉丝数量、流量关注和经济收益为他们提供了职业协商的资本,成就了他们或“全职”或“斜杠”的职业选择。

学分绩点制下学优生的策略主义行动及生成逻辑

学分绩点制作为国际通行的评价学生学习质和量的评价制度,与本科生学业晋升和职业发展紧密关联。本研究借鉴布迪厄场域理论,以“双一流”建设高校H大学为例,从学生视角出发,探究学分绩点制下学优生的策略主义行动及其生成逻辑。“先发制人”与“奋起直追”的两类学优生在先后洞察大学场域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分别采取防御策略和突围策略,在学习过程中实践“数字游戏”“变轨游戏”“关系游戏”等策略主义行动,生成保研流动的默会规则。研究发现,量化学生评价在科学、客观的外衣下成为大学场域运行的主导逻辑,平均学分绩点直接规定了个体在大学场域中占据的位置,学优生在地位获得竞争中承认评价中的符号权力,甚至在重视教育的文化期待下再生产保研“向上流动”“本校保底”“逆向读研”的教育流动话语。在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下,大学需要明确学分绩点制的实践限度,警惕量化学生评价的选拔功能过度膨胀,及其对教育功能和人的创造性发展的挤压。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下沉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课程的行动研究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学校教育逐渐重视发展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如何协同家庭和社会力量共同支持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系统提升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研究。以北京市的一所小学为个案,运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和大学—小学(U-S)合作模式,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构建校家社协同育人下沉治理机制,其运作机理为“外部支持”助力“自我成长”,建构逻辑为“自上而下”保证“自下而上”,家长参与契机是“自发志愿”联合“等待机会”。能够支持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系统提升的校家社协同育人下沉治理机制是一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足鼎立”与“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具有“共存共在”与“共融共通”的特点,需要将发展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深度融合于学校教育的课程活动、校园文化、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治理结构等各个面向。

趣缘乌托邦: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行动的质性研究

亚文化装扮是青少年群体的时尚表达,既可以体现他们在新时代、新社会背景下行为和精神风貌的特征,还突显了他们在服饰文化、社交圈子等方面的独特风格。基于“具身体现”视角下的情境互动论,本研究以现象学“悬置”方法界定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者,围绕37位研究参与者展开质性研究。研究发现,在理想化具身意象的行动驱动下,四类表演者——面具体验者、文化追随者、信仰布道者和组织领袖者,卷入多重具身情境开展表演行动。亚文化装扮者在表演过程中,通过掌控感和失控感的反复拉扯,逐渐形成自我/他人、身体/情境的重新定位。尽管“乌托邦”理想遭遇现实困阻、身体解放之路充满荆棘,但他们仍在一次次具身表演行动中不断省思与成长,展现出他们自觉融入社会的主流特质。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不仅通过服饰和装扮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更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塑造和修正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的亚文化装扮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既传达了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成了他们与社会沟通和连接的桥梁。

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管理策略与亲子关系研究

基于隐私沟通管理理论视角,本文选取28位Z世代青少年进行深度访谈,发现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管理策略包括“控制—服从”亲子关系下的顺从策略、“控制—抗争”亲子关系下的妥协策略和“亲密—信任”亲子关系下的自主策略。建议Z世代青少年的父母根据其所处的生命周期及时调整隐私管理边界,并支持子女自主选择隐私管理的方式,帮助Z世代青少年自主发展。

同伴教育、学校社工与青年领导力：预防校园欺凌之行动研究

校园欺凌成为了全球热点与中国各界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国内迫切需要设计有效的行动计划。本研究以初级预防为主的暴力干预阶段理论、同伴教育为主的干预模式和社会生态视角的改变理论为依据,设计和实施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同伴教育式的、学校社工参与的、具备社会性别视角的校园性别预防的示范性干预模式。该干预模式在提高学生预防性别暴力的能力、鼓励年轻人共同参与和采集预防校园欺凌的数据资料三个方面回应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预防校园欺凌的六项优先行动,未来还需要在加强领导力、强化教职工能力、建立有效的举报机制等方面改进一步。

灾难社会工作的角色评估:“三个阶段”的理论维度与实践展望

以汶川地震紧急救援、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三阶段为时间维度和理论框架,对各不同阶段社会工作承担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进行具体分析。在紧急救援阶段,由于"社工的不成熟和不自信,当地政府的不接纳,民政不放心,国家没政策",社会工作者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和举措;临时安置阶段为社会工作者的"需求评估和零散行动"阶段,社工们在资源链接、个案管理、冲突协调、政策倡导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灾后重建阶段为社会工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阶段,从最初的深圳、上海、广州三家社工站发展到30多家社工站,期间,运用社会心理能力建设模式开展灾后社区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进行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走上了本土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三个阶段"的社会工作评析和总结也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灾难社会工作的实务发展和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个体与家庭的选择:京津中年女性专业人员的退休准备

本文关注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年女性专业人士,她们搭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始发车,占据了"越老越吃香"的工作领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母亲,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退休。她们如何准备自己的退休生活映射了众多社会议题,如男女退休年龄差异、空巢家庭、职业女性、社会公平等,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女性退休的发展态势。通过13个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中年女性专业人员整体并非无力进行退休准备,而是不愿做退休准备,这主要是源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民众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感。她们对退休生活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为此采取了多种手段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子女的负担。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理论,这群女性的退休准备行为背后展现出个体、家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政策制度下,她们依然接受传统的"照顾家庭"的性别角色定位,但会选择最优的策略,技术是其能够选择的资本,而家庭是影响最终抉择的核心因素。

都市女性恋爱暴力的质性研究

本文借用曾流行于亚洲的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影像为引题,探讨了中国都市年轻人的暴力经验,尤其是女性在恋爱中的暴力行为所投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图景。本文是一项建立在三次焦点小组、42位年轻人(其中13位男性,29位女性)的深度半结构式访问之上的质性研究。从第三波女性主义对于暴力研究的立场出发,本文显示了中国多层次的社会性别、爱情、性的话语怎样给年轻人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去理解女性恋爱暴力的文化"合理性"。而年轻人,是怎样通过所经历的恋爱暴力塑造自己的社会性别,其叙述又是如何展示两性恋爱形态的变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在青年的亚文化话语空间中,"野蛮女友,温柔男友"的现代都市恋爱新模式的出现,以及中国都市青年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

主持人语:深入推进校园欺凌研究,建立有效预防干预机制

校园欺凌成为了全球热点与中国各界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自2016以来频频推出政策、文件、方案,表达重点治理校园（学生）欺凌的态度、决心和行动。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学界有必要对于校园欺凌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开拓性的探索,以便为国家政策的落实以及下一步在中小学推广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项目提供理论基础。本专题共有四篇文章。目前国内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多,但真正走入学校开展的干预性行动却很少,王曦影和杨梨的《同伴教育、学校社工与青年领导力：预防校园性欺凌之行动研究》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反对校园性骚扰全球趋势与本土应对

沉默了十二年之后,旅美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决定站出来,做一名中国的'打破沉默者'。2018年的第一天,她选择公开实名举报她曾经的博士生副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曾经对她实施性骚扰。与她并肩奋战的,还有六位遭遇类似经验的北航学妹,A到F,她们这样匿名处理自己的身份。罗茜茜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实名举报.

儿童青少年抗逆力测量中文版在北京青少年中的适用性研究

本研究对儿童青少年抗逆力测量(CYRM-28)中文版进行修订。研究结果显示:问卷包括社会支持力、家庭支持力和个人抗逆力三个因子;初步修订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测量我国青少年的抗逆力。

“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帮助更多的农村家庭子女进入大学,这一群体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成功崛起”和在高等教育阶段的“融入困境”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文章以一位由贫困山区考入精英大学的女生“小蝶”的求学历程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取得教育“成功”的突围机制和在高等教育阶段面临困境的原因,以及不同教育场域中“成功”与“困境”背后的关联性。研究发现,“读书”是帮助农村女性成功击破“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基础教育阶段以“学业文化资本”为主的选拔标准与评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背景以及精英型文化对个体教育成就的决定性作用,为具备“亲学校文化”的农村子女提供了通过读书实现阶层突围的制度性保障。与基础教育阶段不同的是,精英大学场域中的主导文化是精英型文化,学生的出身以及出身背后习得的“精英型文化资本”的质量对个体的影响在该阶段开始凸显,先前“学业文化资本”对个体的功能被削弱。此时,文化再生产开始发挥作用,对不具备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农村子女启动排斥机制,导致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学生在精英大学中面临多重困境。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情境中“失效”,是因为对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学生而言,文化再生产并非不存在,也没有被他们打败,它只是推迟了对农村学生启动排斥与淘汰机制的时间。实际上,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场域中,主导文化资本类型的差异导致了“寒门贵子”不同的生命境遇。

“80后”新中产的向上流动之路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我国中产阶层人群规模不断扩大,"80后"将逐步成为新中产阶层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具有向上流动机会受阻的整体特征,特殊的社会环境也使该群体内部出现了向上流动处境多元分割及发展策略多元化的特点。

“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基础教育系统的培养模式与学业文化生产学界以往就寒门学子学业经验的研究多从个体化的视角切人,却没有意识到“学业文化资本”某种程度上是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分析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互动能够揭示该场域运行中的选拔机制,进而获得嵌入场域中的底层个体取得学业成功的密码。基础教育系统以“学习成绩”为选拔依据,且在制度设计中对影响学业成绩的“精英型文化”活动持排斥态度,这种单向度的评价机制抑制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精英型文化资本对个体学业表现的影响。

一国两城:京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的境遇

"一国两制"承诺香港的政治体制50年不变,这50年是香港与北京不同政体的融合,也贯穿了80后一代人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段。运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京港两地80后青年专业人士在工作、生活领域都面临着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常常选择辛勤工作的方式来克服"地位恐慌"。然而,京港两地专业人士对于是否给彼此带来竞争和威胁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由于两地人才政策等因素,跨境工作人士难以融入当地生活。这些不同境遇的根源在于两地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因此,京港双方应借助经济发展的平台,促进文化政治的交流和融合,以经济依存带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大学生约会暴力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对2063名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考察了大学生性别、性别平等态度与约会暴力发生情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男大学生的约会暴力施暴率和受暴率都显著高于女大学生(p<0.01),但女大学生遭受到更多的性暴力(p<0.001)。这一发现凸显出性别不对等的社会文化可能促使男性与女性之间形成权力与控制关系。性别平等态度在性别与约会暴力施暴频率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在性别与约会暴力受暴频率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建议以性别平等教育为入手点,推进高校社会性别课程与“促进性别平等,预防约会暴力”干预项目的建设,以期实现预防约会暴力的效果,共同促进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

农村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群体文化与底层再生产

近年来,农村学校的欺凌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关注,然而鲜有研究探讨农村青少年同伴群体文化、校园欺凌行为以及底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江苏省一所农村学校初中师生的深度访谈发现:农村青少年分化为“混团伙”与“守规矩”两类同伴群体,推崇反学校文化的“混团伙”以欺负群内的“小弟”为乐,更以欺凌学业成绩不佳的“守规矩”的青少年为荣;学业优秀的“守规矩”的青少年常常可以获得来自教师和学校的保护,进而免于遭受校园欺凌。农村中学的校园欺凌现象与同伴群体文化生产过程有关,同时受到农村学校资源不足和分层教学制度的影响。农村中学校园欺凌现象体现了同伴群体文化生产与学校教育制度交织下的“权力不对等”被不断地强化,从而进一步阻碍了部分底层青少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性别、代际与家庭暴力的幸存者:一项基于两代受暴妇女的生命史研究

两代受暴妇女对暴力的解读、求助策略和离婚决策的过程,显示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被访者多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她们多生于男尊女卑的父权制原生家庭,对家庭暴力的解读有“宿命论”的倾向,在暴力婚姻中停留很多年,习惯于求助邻居、娘家等非正式支持系统,在正式支持系统中习惯求助于单位和妇联;青年被访者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和权利观念,她们对于暴力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当遭遇暴力,常常选择报警并寻求心理医生帮助,能够比较果断地离开暴力婚姻。研究讨论了性别、年龄、代际、阶层和教育水平是如何相互交叉影响着两代受暴妇女的经验,为顺应不同代际的受暴妇女的需求并提供相关服务给出了建议。

“灰色地带”校园欺凌:青少年主体视角下的新解读

学术界常用故意伤害性、权力不对等和重复发生性这三个基本特征来界定欺凌。不完全符合上述三大特征的“灰色地带”是欺凌界定的难点。本研究基于青少年主体视角,运用地位关系理论,深度剖析最具争议的“灰色地带”校园欺凌。研究发现,从欺凌角色来看,“灰色地带”校园欺凌具有不同的意涵:欺凌者为彰显地位而发起“炫酷”的欺凌,受害者受制于弱势地位和朋友关系而容忍甚至否认欺凌,旁观者达成受害者“有错”共识而参与群体欺凌,进而造成欺凌的升级。“灰色地带”校园欺凌是优势一方为了彰显地位或融入群体等自利目的,采取了一系列行为,最终对弱势一方造成伤害的事件。它得以持续和发酵的关键因素在于,卷入其中的青少年受到地位分化、朋友关系等同伴群体环境和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忽视微小暴力和追求支配地位等宏观社会情境的影响,并未意识到相关事件属于欺凌,且不能运用欺凌话语来定义并应对相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