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近年来司法档案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中国法律史研究之中。围绕这种新近为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以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试图梳理并重新解读了司法档案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为准确、科学且充分地发掘司法档案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一些理论探讨。

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的影响因素及其法律规制

从高薪酬会带来的问题入手,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个人能力和董事会独立性四个方面对CEO薪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公司业绩与CEO薪酬正相关。并从法律角度对CEO薪酬的规制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民国县域刑事审判的“模糊”面相:从事实与规则说起

南京国民政府引进西方近代刑事法律制度的史实,目前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对这套制度在基层的实践效果以及它和基层社会之间互动的事实描述,尚显阙如。通过对民国川省新繁县司法档案的爬梳,以审判中的事实与规则为切入点,呈现了县域刑事审判中的"模糊"面相,以期对民国刑法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选录

民国廿五年,目录号4,案卷号193,新繁县司法处档案,成都市新都区档案馆。1.(新繁县的案卷首页)刑事诉讼第一审卷宗民国二十五年诉宇第120号收案:廿五年五月十三日结案:(年月日缺省)案由:毒针刺人一案被告:李赵氏、汪白氏主任县长:胡承审员:胡。

庙产兴学及其案件中的国家与法律——以清代南部县档案、民国新繁县档案为佐证

一、引言也许又是某种“因缘际会”,〔2〕早已被“文化失忆”〔3〕的近代庙产兴学运动及其相关案件在今日又渐成学界关注的热点,这场运动及其中的庙产纠纷案件也因此得到不同的理论重述,兹举其荦荦大端:就研究内容而言,既有研究已涉及庙产兴学运动的诸多方面。

民法制度转型时期的冲突格局与适用困境:以民国川省大佃纠纷为例

土地押租在民国土地租佃立法中屡被禁止,却仍在川省各地区普遍存在且为司法实践所认可,其中又以高额押租的大佃习惯较为多见,足见当时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对立的特征。然而,司法判决例和司法院解释例制度为二者之间的冲突提供了缓冲空间,试图在民法框架内进行严格的法律适用。《民国民法典》清晰的框架体系与模糊的制度设计、民间连续模糊的地权交易习惯使得大佃纠纷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的错位始终难以消弭。基于不同权利观念、权利结构下的类推,司法院不仅未对既有问题予以有效回应,反而衍生出更多的法律问题,最终导致司法僵局的形成。民间大佃习惯与国家法典之间的冲突格局与适用困境为分析中国近代民法转型提供了一个有利视角。

基层命案与民国刑法:以新繁档案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1935年民国刑法分论第二十一章第282条至第292条规定了杀人罪,其内容可概括为:第282条,杀人罪正犯;第283条,杀直系尊亲、旁系尊亲之罪;第284条,杀人罪当处死刑之客观情形;第285条,杀人罪当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主观情形;第286条,当场激愤杀人;第287条,母于生产或甫生产后杀其私生子;第288条,同谋杀人;第289条,同谋杀直系尊亲属或旁系尊亲属;第290条,教唆或帮助自杀;第291条,过失致人死亡;第292条,本章犯罪所褫夺公权。[1]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所涉杀人案件84件,其判决大抵都依照相关法条作成,其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简示。

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选录

凡例1.档案原文行文为竖排,一律改为横排,但文中“如左”、“如右”之用语予以保留。2.标点为整理者所加。3.档案原文缺漏破损及无法辨认的字用“口”标明;档案原文缺漏破损及无法辨认的段落,用“……”标明。4.档案原文不清,整理者据上下文推断的,于该字后用“(?)”标明。

企业道德风险管理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公司治理和公司制度的完善已逐渐成为全世界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通过强化公司治理和完善公司设立制度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保障投资人及个别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是从监管部门到公司自身,从机构投资者到普通股东都极为关注的焦点。本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和发起人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关系的角度对公司治理和公司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探讨。

在身份与职业之间: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农民”问题的法理重述

宅基地制度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创举,在维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保障农民权益方面曾发挥重大作用。从历史维度看,传统社会的农民虽有田宅交易自由,但缺乏生存、居住的制度性保障,身份与职业的趋同更胜于彼此的区隔。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开始逐渐内化为一种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加速分化,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契约自由。为实现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纾解空心化困局,国家在父爱主义的治理观念下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当前进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除了需要进行法律规则的构建论证外,还应从更高的价值层面予以考量。宅基地身份属性的纠错和保障功能不应轻易舍弃,改革需守住最后的底线。

民国时期基层刑事审断问题:从抗战前夕川省新繁县“毒针刺人”案说起

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记载了数起发生在抗战前夕的"毒针刺人"案件。案件的审理虽然在表面上依照民国刑事法律开展,但在实质上缺乏近代司法所必需的事实发现过程和规则运用的严格程序。在法律社会史的视野内,民国基层审判刑事审判之所以呈现上述特征,其原因不仅在于近代司法运用的具体场景仍然保留了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也是传统审判中平息事态以安定地方的政治关怀的现实反映。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导言柯文(Cohen)曾注意到中国研究中某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研究倾向,而此种倾向足以导致对其他重要研究维度的忽视,〔2〕尽管柯文似应知道这一倾向恰是中国人与家庭之间的紧密关系所致。这种紧密关系不难理解,梁漱溟先生就曾言:“家庭在中国人生活关系里特见重要,尽人皆知;与西洋人对照,尤觉显然。”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也未显绝对。

民国川省押租习惯的制度化及其地方实践:以荣县档案为侧重

既有研究多从经济史角度观察近代川省押租现象,在近代法律史视野中,民国四川常见的押租习惯,是观察国家制度与基层实践之间互动的一个生动样本,也是深化对民间法认识的一个侧面。

民国时期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以新繁县周氏家族与僧法钲庙产纠纷案(1935—1939)为中心

民间佛教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清末民初以降却日渐式微。本文以1935至1939年发生在四川新繁县一起复杂的庙产纠纷为中心,分析了民国时期佛教的普通信众、出家僧人以及代表国家的司法对佛教不尽相同的态度,对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尝试给予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解读,进而希冀对在社会变迁下的人民宗教信仰或宗教的生存样态有所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