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初期日本对中国交涉政策变动的区域背景

17世纪初,东亚海域多极化的贸易网络已经成型,明朝在实行朝贡贸易制度的同时亦有加入这个新体系的需求。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日本作为贵金属的输出国,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和优势地位。同时,贸易对象、交易途径的增多又解决了中国产品的输入问题。这使得德川幕府在经济上不用再过多依赖中国的朝贡贸易体制,并获得了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的契机。

朱批奏折与雍正帝的对日本政策

清朝在17、18世纪同日本的贸易中处在被动的一方,雍正时期清朝官方虽然对中日关系进行过检讨并提出了修正方案,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为了保证日本铜料的供给,雍正帝本人并未囿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选择维持自康熙时期以来的对日政策,且对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也采取了继续默认的态度。通过对雍正时期朱批奏折的文本分析,发掘未经考察的原始材料,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雍正帝的对日交涉政策。

清初中日交涉模式的形成和贸易主动权的消失

17、18世纪的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虽然有贸易关系,却并没有直接的官方交涉。且这一时期的清、日贸易的形态是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而没有日本商人来华交易的"往市贸易"。这种贸易模式的形成主要基于德川幕府对贸易的政治介入和政策性调控,而清朝政府在作出同日本进行官方交涉的初步试探并遭到强硬拒绝之后亦默认了现状。这一模式的延续使日本得以避免再度进入中国中心的朝贡贸易体制,也令中日双方在贸易主动权上此消彼长的现象逐步明显。

鲁迅所藏内藤湖南著作述略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曾十次游历中国，与中国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多有往还，他与沈曾植（1851—1922）、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等人的交谊，已经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和胡适（1891—1962）就章实斋（1738—1801）研究所进行的交流也常被后来的研究者言及。

近世初期东亚海域纷争中日本的策略——从平山常陈事件的再考察出发

平山常陈事件是基督教新教国和天主教国在对日本贸易的竞争中促发的事件。该事件反映出17世纪初东亚海域纷乱斗争的时局和区域秩序多极化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德川日本虽然有扩张的意欲,但并未继续采取丰臣秀吉时的强硬对外战争路线,而是以保障对外贸易的稳定为主要目的,有意避免卷入国外的政治及军事冲突。德川初期日本对东亚海域纷争中各方势力的应对策略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长崎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

清、日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在进行翻译工作的同时亦具备隶属于德川幕府的官方身份属性。通过整理这一群体的历史由来、职位编制和职务功能的沿革,考察他们在贸易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可以理清德川政权是如何透过通事这一中介,仿照中国王朝的朝贡体制和华夷秩序,构建自身主导的区域秩序和贸易体系,又如何将自身权威施加于中国商人,并借此将想象的"日式华夷秩序"落实到行动当中。

德川幕府的中国政策与近世日本学术道统的“自立”诉求——以林罗山和新井白石为中心

近世初期的日本儒学者林罗山主动附和统治者的意图,调适"己见"和"上意",协助德川幕府构建国家意识形态。随着德川日本社会的稳步发展,中日贸易的主导权发生了消长,这也构成了近世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及言说生产的背景和基础,新井白石策划的信牌制度及德川幕府对中国商船的打杀即是这条脉络中的产物。近世日本知识分子对学术道统的诉求是一种"去中国化"的"自立",对近代以来的中日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洪武初年赴日使者之交涉活动

在明朝初期,亦即日本南北朝后期的中日交涉中,洪武三年（1370年）的赴日使者赵秩,成功地促成了掌控九州的怀良亲王向明朝遣使朝贡。而在日本史料的记载中,怀良遣使之后,赵秩的身影又出现在了连接九州和本州岛的周防地区,且和当地贵族及僧侣均有接触。洪武五年,明朝为回应怀良使节,再度派出使者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两位僧人。而当他们到达九州时,怀良所据守的太宰府已被足利幕府的将领今川了俊率军包围,明使一行亦被扣留。

朝贡贸易体系的脱出与日本型区域秩序的构建——江户前期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

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江户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本脱出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自行构建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德川幕府在不同阶段采用的策略及其真实意图。东亚海域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中日之间贸易主动权的消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

明朝洪武时期的对日交涉曾以"日本国王良怀"为主要对象,中国史籍所载这位"良怀",实为一度掌控过九州地方的日本南朝征西将军怀良,而在他被北朝足利幕府击败之后,仍然有以"良怀"的名义来明朝朝贡者。怀良的"虚像",不能解释为明太祖固守华夷意识催生的结果,实应视为明、日双方共同构建的交涉装置,而朱元璋对日本的连续"却贡",在客观上为日本由分立转向统一提供了良性的国际条件。

日本信牌事件与康熙的对日交涉策略

文章考察康熙皇帝于1716年至1717年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过程,由此揭示此次事件在清朝内部的政治意义;同时通过分析明清两代中日关系的异同,解读清朝统治者的对日观以及对日交涉的策略模式。

德川幕府在信牌事件中的反应:正德新例再解读

所谓“正德新例”，是日本正德五年（1715）由新井白石①提案，并由德川幕府颁布的对外贸易条规，正式名称为《海舶互市新例》（以下简称新例），主要内容是缩减当时日本唯一直接对清贸易港口长崎的贸易额度，限制贵金属的输出。新例规定：日本每年与唐船（即中国商船）交易用的铜上限为300万斤；每年人港交易的唐船数量限定为30艘，贸易额上限为白银6000贯（1贯约等于3．75公斤）；向来航的唐船发放信牌，没有信牌的船只不得进行交易。新例的信牌制度引发了清政府的反应，围绕中国商人是否接受日本信牌的问题，清朝官员曾产生颇为激烈的争论，最终康熙皇帝默许了日方的信牌。日本制定正德新例的目的及其实施方式，特别是其中所体现的德川幕府对外交涉的思想意识，则成为中日两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至今仍有继续探究的必要。

“唐船商人”: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前沿的群体

"唐船商人"是近世时期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最前线的人群,亦是处在清朝对日贸易体系最基层的群体,然而关于这一群体,特别是他们在海域贸易活动中的位置和处境迄今鲜有深入的综合性研究。本文通过日本史料所存清朝官方颁发的出海许可证书、日本长崎有关唐船的进出港档案,以及唐通事教科书等文献,考察在清朝出海管理体制下赴日商人的地位,同时揭示他们在中日双方国家权力的挤压间挣扎求生的处境,进而尝试对这一群体的历史形象重新进行修正和评价。

海域互市与“沉默外交”的得与失——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再考察

乾隆五年发生于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的屠杀华人惨案于翌年传至中国后,清朝政府曾就是否要对荷兰人采取制裁措施、禁止南洋贸易,展开了一年多的讨论,而最后是从贸易利害上考量的观点占了上风。清朝政府未与本属"朝贡国"的荷兰一方进行任何外交交涉便不了了之,实际放弃了在东亚海域积极构筑良性秩序的责任,是决策的失衡。

来而不往的“互市”:德川初期中日贸易模式的构建

17世纪初,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对丰臣秀吉的对外扩张构想既有调整也有继承。德川日本试图在和明朝恢复贸易的同时,切断同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交涉,在东亚海域商业繁荣的背景下,凭借白银输出国的优势,确立了有来无往的"互市"模式,从而解构了既往的册封—朝贡条件下的中日勘合贸易体制,一定程度上占据了贸易的主动位置。中日贸易在此体制下稳定维持了二百余年,而"日本中心意识形态"也由此不断滋长。

《华中革命根据地婚姻习俗变迁研究》出版

该书选取了华中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区域，考察了根据地创建之前该地区传统的婚姻习俗；研究了华中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政策立法，包括婚姻自由政策的渊源、根据地的婚姻政策和法令体系、婚姻新政的推行和特点等。作者分析了华中革命根据地对传统婚礼的变革和新式婚姻的实践情况，论述了华中革命根据地自由恋爱与婚姻自由的实行、对婚姻陋俗的改造、婚姻仪式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作者还研究了新四军女兵的婚姻和根据地保护军婚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