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法治论及其当代价值

商鞅思想中包含一套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论,被历代统治者忽视。从现代性视角来看,商鞅法治论中的刑无等级的执法理念、官民互治的治理结构以及方法论的可操作性,均有借鉴价值。但重刑连坐因素需要根据当下的价值理念进行过滤和重置。经过现代性改写,传统国学中的商鞅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与儒家的德治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助益法治中国建设。

论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

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实质上就是法官在习惯中发现案件的裁判规范并通过合法性检验将其正当化的过程。合法性检验的核心问题乃是标准问题,这是习惯在司法中出场的技术前提。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很多法治发达国家或者法治后进国家的司法,都存在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而中国则缺少这样一个全国适用的体系。在规范分析的角度上,该标准体系可以在理论上、制度上加以重构,从各国实践中抽取出共同要素,就可以描述性地构建一个大体上具有可操作性的检验标准体系。中国司法不能总是消极地应对民间法治资源,在习惯进入司法已经提上日程的前提下,建立检验标准体系并通过案例使之逐步明晰是"必由之路"。

论习惯法中的“法的确信”

在大陆法的"习惯→习惯法"的跨越中,"法的确信"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的确信"的核心在于阐释人们遵守习惯规范的义务感的来源问题。据此,当法官发现相关共同体的人们就某问题上存在义务观念时,便可以判断存在某种习惯规范。在现代语境下,将习惯变成习惯法的并非是公众对习惯的"法的确信",法官的造法权力才是习惯变成法律的核心要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借助于"法的确信"这个概念为适用习惯规范判决案件寻找正当性。法官站在外部视角,通过对现象的描述间接地说明存在"法的确信",并在相关的民间规范和援引该习惯规范的制定法规则之间建立起链接,从而使自己援用该习惯判案具有合法性。

社会安排与个体行为:“关系”规则的存在基础

当下中国,"关系"规则是人们的行为根据,此类规范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关系"运作是人性中趋利避害本能的一种外在表现。但人性只是一种可能,是特定的文化传统铸就了"关系"运作的土壤。制度安排决定个体的行为,中国的正式控制制度不但没能有效制约"关系"规则,反而有利于"关系"运作。单位制度给"关系"运作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在整体规划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

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资源性要素。在法制史上,很多国家都曾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习惯调查。通过习惯调查,立法者可以充分认识法律制度运作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司法者可以得到适用习惯解决纠纷的第一手材料。因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有可能成为习惯调查的推动因素;学者是习惯的理论加工者,更是习惯调查的主力。语言沟通和民间权威的崩解是当前习惯调查者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法制的冲突与消解

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法制之间的冲突,是藏区政法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要解决此难题,不能仅看到赔命价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与国家法可沟通的一面,在此基础实现对赔命价的现代化改造。从构成要素来看,现代赔命价习惯法事实上是一种以调解为核心特征的纠纷解决机制,可纳入国家倡导的调解制度,为刑事和解政策服务;而赔命价的多数实体构成要素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致,其余要素可以被国家司法程序过滤。所以,赔命价习惯法的渐进式现代化改造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

论民间习惯的边缘化

民间习惯是法律的渊源,而向法律输出规则的过程也是习惯被边缘化的过程。在判例法制度下,经过法官适用的习惯具有了法律的效力,从而与纯粹的民间习惯产生分野。使习惯成为习惯法的是两种因素,即习惯自身的规范性与法官对这种规范性的确信,而法官的确信则是使习惯转变为习惯法的主导因素。凝聚在判例法中的习惯法经过法律人的加工,成为司法活动和法学研究反思的对象,逐渐脱离大众实践而成为一种在法律人之间共享的知识。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习惯则成为法律的配角——非正式法律传统。这是民间习惯自身的历史命运。

论藏区司法权威的认同困境及其消解——从赔命价的运作切入

藏区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赔命价现象表明,藏区司法权威存在认同危机。能否实现纠纷解决功能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控制,是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藏区司法机关在实践中面临民间权威竞争导致权威流失,维稳思维掣肘、法治化转型尚未完成,是藏区司法权威面临的困境。消解上述困境的出路在于,司法机关需要贯彻法治思维、还原公仆角色,通过长期扎实的工作获得社会认同。

论藏区赔命价现代化的发生逻辑

赔命价的复兴是当代藏区刑事法制建设面临的难题,此难题是中国刑事法制现代化必须克服的一个环节。赔命价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发生逻辑。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人选择的单一制国家体制使藏区与内地省份(或地区)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行政单元,而单一制国家体制背后的法制统一原则天然地排斥少数民族刑事习惯。国家垄断刑事司法权意味着,只有经过国家认可的少数民族习惯规则中的有益因素才能名正言顺的进入刑事司法,其他与刑事法制相悖的均在扫除之列。所以,作为藏区刑事纠纷解决规则的赔命价习惯法无法保持其"原生态"独立存在于刑事法制之外,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清代处理藏区赔命价的模式及其现代启示

在当前藏区司法领域,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形成冲突,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隐患。破解此难题,可以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清代中央政府依循"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思路,将赔命价纳入国家法制,利用土司制度解决藏区私人相犯的刑事案件,使赔命价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有益因素。历史的启示是:解决赔命价难题,藏区政法机关需要摒弃单一的"取缔"思维,寻找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之间的契合点和可沟通之处,从而在程序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吸收、在实体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现代化改造,使赔命价为社会主义法治释放正能量。

无需官方参与的“刑事司法”——藏区赔命价运作机制的法社会学解读

藏区赔命价是一种行动中的法,赔命价规则的背后是藏区民间的命案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法社会视角的解析可以发现,赔命价运作机制中已经产生了高度的角色分化,藏区民间的"能人"居于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并对纠纷当事人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力支配关系。正是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在某些命案中架空了官方力量,使命案的解决成了无需官方力量参与的刑事司法。这是当前藏区赔命价与刑事司法相互冲突的要害所在。因此,藏区赔命价治理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打破藏区民间的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实现国家司法对藏区命案纠纷的排他性管辖权。

关系：被私化的权力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关系之网,这是乡土社会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遗产。关系运作,实际上是关系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对抗、民间法与官方法的对抗。在公共领域中存在的关系,其本质是"权力的私化",关系交往的过程就是权力私化的过程,也是权力交换的过程。从"权力私化"这个视角解析关系的结构和关系运作机制,有利于揭示出关系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文化基础。

送法下乡与民族习惯法的变迁——以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为材料说明

巡回法庭把国家的司法权威运送到了乡土社会。送法下乡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法官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法官的知识结构中接受习惯法,民间习惯就能够得到较多适用;法官拒斥习惯法,习惯法可能就会淡出司法。随着接受习惯法的法官的离职,国家法律将会更多的进入乡土社会,对乡土社会构成冲击并瓦解乡土秩序。

论习惯和习惯法的概念界分

学界对习惯的界定有两个落脚点,即"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对"习惯法"也存在"社会认同"与"国家认可"这两种进路的界定。着眼于"行为模式"所界定的"习惯"实为"惯例";着眼于"行为规范"所界定的"习惯"与"社会认同"进路界定的习惯法是同一的,可称为"习惯"。而国家通过司法吸收习惯,就形成以判例形式存在的习惯规范,可称为"习惯法";而国家通过立法以指引性规范赋予习惯以法律效力,即"准用习惯"。

论民间习惯司法适用的启动机制——当事人对民间习惯的举证

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适用习惯规则是民间习惯进入司法的前提条件。在司法中,只有被证实的习惯才具有司法适用性,才能作为法官的判决依据。习惯的证明义务应当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承担,对方当事人以及法官不负证明义务。在现有的证明方式中,当事人的举证只能依靠民间权威或者专家学者的证人证言,以及某些民间习惯方面的权威性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对众所周知的习惯,当事人可以有条件的免除证明责任。

历史地认识习惯的法源地位:以法国为例

习惯是法律的渊源,这个命题需要历史地加以理解。在中世纪,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律,这是当时西欧的政治格局造成的。那时中央集权的政治观念与实践尚不发达,统治者无力推行统一的法制。近代以来,以法典化为标志的法制现代化则将习惯放逐到法制之外,这是人类理性的矫枉过正,也是宪政结构演化的结果。但法典化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人类的建构理性力所不及之处,经验理性仍有发挥空间。习惯是一种次要的法律渊源意味着习惯不可能得到全面复兴,只有在正式法律缺席的情况下,习惯才有可能发挥其解决矛盾的制度功能。

“不得”的逻辑——“规范性下降”命题的规范分析

法律用语中的规范词"不得"有其自身的逻辑。从"不得"出发,探究禁止性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现法律秩序的运作逻辑,揭示出隐藏在人类法律秩序变迁中规范性下降的历史规律。如果把秩序的实效与秩序的效力之间对比视为一个系数,那么这个系数在历史进程中是呈下降曲线的。早期法律制度的主要规范是禁止性规范,因此,与古代社会的理想追求相伴的是残酷的刑罚;而现代社会中,禁止性规范退居次席,权利和义务成为核心的规范纽带,与古代将违规者清除的制裁相比,现代法律秩序的规范性大大降低。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法治中国理想模式的思辨与记载——谢晖教授学术访谈录

谢晖（1964-），男，甘肃甘谷人，号陇右天水学士，现任北京理工大学二级岗位教授、中南大学特聘教授、青海省政府首批聘任的5名高层次“创新、40业人才”之一，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法哲学、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研究。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法哲学一社会哲学学会理事，中国儒家法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先后在宁夏大学、宁波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任教。曾任山东大学法学院二级岗位教授，理论法学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院长，山东省理论法学研究会会长。2000年荣获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5年获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与藏区赔命价的现代化:历史的视角

藏区赔命价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国家理论中的主权观念促使清末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重视藏区治权,重新谋划藏区的行政体制;而大一统观念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要求以行省化为核心,重构国家法制与藏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控制能力。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藏区赔命价与国家法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遵循上述逻辑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展开的,清末法制改革、民国法制建设、共和国初期的民主改革皆是如此。在上述进程中,古代藏区赔命价被最终废止,成为藏区民间的集体记忆。

运用专家系统提高金属矿山矿业权评估效率的研究

目前,矿业权市场正在形成,在矿业权转让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矿业权评估也因此孕育而生。由于矿业权评估所涉及的因素很多,并且互相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从而给矿业权评估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专家系统与自动评估系统相融合,直接生成参考价值的方法,并将其利用VC++付诸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