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检视及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呈现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男性占比高且体表多有文身、结伙作案且案件类型集中、犯罪技术智能化且以本地作案为主的现状。造成该现状的客观原因包括犯罪预防机制不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不协同、控辍保学机制不健全、家庭教育监管不重视、学校教育管理不落实、就业指导帮助不到位,主观原因包括未成年人自控能力不强、网络负面信息识别不够、德法学习内生动力不足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内在耦合性。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从以下维度提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从宏观系统上强化犯罪预防机制、协同行业监管机制和健全控辍保学机制;从中观系统上强化家庭教育监管责任、落实学校教育管理制度、完善就业指导帮助机制;从微观系统上强化自控能力、强化绿色用网、强化德法教育等。

命案防控体系构建:理念、逻辑与路径

命案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安全,极易引发网络舆情,社会影响恶劣。实践表明:矛盾纠纷是衍生型命案生成的外在诱因;精神障碍是即发型命案生成的内在诱因;复杂场域是情境型命案生成的环境诱因。命案的生成诱因具有可防性,为命案防控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公安机关应遵循命案生成规律性的理论逻辑、矛盾纠纷可调性的实践逻辑、韧性城市安全性的现实逻辑,从完善风险预测预警体系、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快快速反应机制建设、加强犯罪环境控制措施、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等维度构建命案防控体系,确保人民群众人身安全和社会安宁。

公安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实践样态与规范路径

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应明确是否对案件有管辖权。当刑事案件管辖权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提请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对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则由上级公安机关直接指定管辖。检视指定管辖适用范围、聚焦并案管辖现实样态,公安机关面临指定管辖权不明确或有争议、情况特殊及并案侦查后管辖权归属、案件存在关联程度理解等分歧,容易导致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泛化,引发检法机关纵向管辖争议。对此,公安机关应从强化检法协商机制、细化呈请事项流程、严格审核内容标准等方面规范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路径,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高效、公正地进行。

警务“双师”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思考与探索

数字时代对公安机关分析、研判警务大数据的警务人才提出了新的素养要求,公安机关培养“数据分析师”“情报研判师”是回应数字时代新要求的因应之策。构建警务“双师”人才培养体系须以我国警务“双师”人才培养的现实背景为面向。从我国警务“双师”人才培养体系的地方实践来看,基本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公安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内部培养模式;二是公安院校根据实战需求定向培养模式;三是社会力量根据培养要求代为培养模式。当前,警务“双师”人才培养体系在思想观念、规范标准、教学培养、服务保障等方面仍面临价值认同程度不高、理论研究支撑不强、系统思维牵引不够、激励政策措施不足的困境。对此,要从理念价值、制度规范、多元培育、政策机制等方面来构建多元一体警务“双师”人才培养体系。

命案积案证据的分布样态与预审路径

命案积案是公安机关因客观条件不能而未及时侦破的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法益的案件,社会后果严重、关注度高。实务中,命案积案中证据分布样态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客观性证据层面,呈现案件法律手续不完备、涉案重要物证丢失、痕迹物证来源和流转不明、现场勘查笔录简单等样态;在主观性证据层面,存在犯罪嫌疑人不如实供述、证人原始询问笔录简单、侦查记录材料缺失等特点。命案积案中证据分布受案发时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公安机关应通过强化命案积案证据规范意识、构建命案积案证据审查模式、提升命案积案证据证明效力、管控命案积案证据“生命流程”等预审路径来完善命案积案证据工作,破解命案积案诉讼难题。

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防控——以新机会理论为视角

网络短视频平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新的环境,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链条延长性、犯罪数额累积性、犯罪手段隐匿性、犯罪对象广泛性等新特征。上述新特征与犯罪机会紧密相连,应借鉴新机会理论中的犯罪模式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与日常活动理论来探寻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机制。针对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在减少新环境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机会的前提下,强化网络短视频平台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责任,提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体的犯罪成本与风险,营造安全规范的网络短视频平台环境。

我国暗网犯罪现状、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

暗网犯罪比传统网络犯罪更具隐匿性,危害后果更为严重。我国暗网犯罪具有犯罪主体年轻化、案件类型多样化、犯罪手段技术化、结算方式数字化、犯罪地域全球化等显著特征,在刑事打击、技术反制、协同共治等方面存在治理困境。我国暗网犯罪治理应采取以下三大策略:严密网络法网、设立专门机构、打击关键要素的刑事治理;重视暗网犯罪技术研究、警企常态合作机制、电子取证技术合作的技术治理;加强虚拟货币金融监管、黑灰产业源头治理、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协同治理。

“杀猪盘”式网络诈骗行为的脚本分析

“杀猪盘”式网络诈骗是指行为人以“恋爱”“交友”等手段为幌子骗取被害人信任后,以各种理由诱导被害人在事先控制的虚假网站、平台进行赌博、投资,骗取被害人钱财的一种新型网络犯罪行为。近年来,“杀猪盘”式网络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业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该犯罪具有犯罪行为多样、犯罪手段隐蔽、犯罪时间持久等特点,公安机关在打击和防范方面成效并不明显。犯罪脚本理论是犯罪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其通过列出犯罪过程中的所有步骤,为预防犯罪提供了多点干预。破坏脚本中的任何一点都会改变常规的行为顺序,在最好的情况下,犯罪可能会被终止。为提升对“杀猪盘”式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效果,公安机关尝试结合犯罪脚本理论予以犯罪预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涉“两卡”犯罪生成机制及治理对策——基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实证考察

当前,大学生涉“两卡”犯罪呈高发态势,社会危害性明显。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实证考察表明,此类犯罪具有犯罪主体年轻化、犯罪手段多元化、行为方式组织化、刑事处罚轻缓化等显著特征。大学生涉“两卡”犯罪有其独特的犯罪生成逻辑,应从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惩治等三个维度开展有效治理。事前预防强调构建社会预防、学校预防和家庭预防的一体化预防机制;事中阻断在于重视强化技术反制、监测预警、协同共治的科学化应对机制;事后惩治要重点加强依法惩治、源头治理、宣传防范的体系化长效机制。

犯罪场视域下网络暴力犯罪的控制

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暴力犯罪问题凸显,且极具社会危害性。网络暴力犯罪在“双层社会”中形成,网络暴力犯罪场是犯罪场的一种新形态,其构成包含时间、空间、被害人、社会控制疏漏等背景因素及潜在犯罪人。控制网络暴力犯罪场中任一构成因素,就可以影响网络暴力犯罪场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方式,从而遏制网络暴力犯罪原因转化为网络暴力犯罪行为。控制犯罪的捷径是控制犯罪场,控制网络暴力犯罪场中的致罪因素是阻却网络暴力犯罪发生的最有效、最直接路径。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实证分析及预防策略——以三级犯罪预防理论为视角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种犯罪形态,针对该类犯罪的预防是加大商业秘密保护的应有之义。对32份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案件分布区域化、被告人员重点化、技术信息高侵化、泄密途径二元化、保密措施争议化、惩处手段简单化等犯罪规律、行为特点及司法特征。基于犯罪学三级预防理论建构犯罪预防体系是应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有效策略。初级预防需要从加强员工管理、加强保密措施、加强企业自律、加强警示教育等方面进行社会预防;次级预防需要从增加犯罪困难、增加犯罪风险、降低犯罪诱惑、消除犯罪借口等方面进行情境预防;三级预防需要从加大罚金刑适用、重构重大损失认定模式、充分运用从业禁止、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方面进行刑事司法预防。

妄想性障碍者杀人案件侦防对策研究

妄想性障碍者杀人案件是社会之痛,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此类案件的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全和人民的幸福感。针对妄想性障碍者杀人案件的侦查及防范难点,公安机关应以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为基础,以现代诉讼理念为遵循,从症状识别、鉴定意见、诉讼能力、合法权益、“两个效果”等维度进行理性剖析和反思,采取数据核查综合研判、辨别鉴定意见、划分诉讼能力、贯彻刑事政策、司法及社会救助等侦办对策,强化登记报告、信息共享、危险评估、宣传教育等防范措施,有效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妄想性障碍者杀人案件侦办和防范体系。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黑产犯罪模块治理研究——以多中心协同治理为视角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黑产犯罪模块是指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提供特定帮助和支持的多种可兼容、可互换的犯罪独立单元。该犯罪模块的主要构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资金等单元,涉及人员多、波及行业广,且呈现动态、立体的复杂网状结构,社会危害严重。公安机关打击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黑产犯罪模块的成效如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前,公安机关的打击治理面临着人员偷越国(边)境猖獗、个人信息泄露持续高发、网络技术手段跨域明显、资金流通渠道交织隐蔽等现状,存在着人员模块管控质效、信息模块保护体系、技术模块反制能力、资金模块监测预警等方面困境。此类打击治理需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协同共治。多中心协同治理强调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协同发力、有效耦合,形成治理合力。多中心协同治理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黑产犯罪模块治理具有天然的内在耦合性。公安机关可基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视角,从提升人员模块管控质效、完善信息模块保护体系、提高技术模块反制能力、加强资金模块监测预警等维度,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黑产犯罪模块的精准、有效和生态治理。

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构建的背景、逻辑及路径——基于杭州市公安局数字化改革的探索

数字化远程取证等发展趋势的产物已融入执法司法实践,对数字化警务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时代背景层面,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构建是顺应数字中国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数字化改革和政府治理系统重塑等发展趋势的产物。在运作逻辑层面,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构建应回应便民惠警理念、多跨协同目标、全量案件范围、智慧应用模式构建的需要。在实践路径层面,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构建应加强技术赋能,推进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迭代升级;完善法律机制,提供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法律供给;统一规范标准,促进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高效协同;强化理论研究,提升数字化远程取证体系治理效能。

“套路嫖”行为的不法诠释与罪责认定

“套路嫖”不是规范的法律概念,而是实务界对于以提供虚假色情服务诱骗高额充值消费的一种形象描述,其行为方式隐蔽,法律关系刑民交织,近年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套路嫖”行为评价为诈骗罪予以刑事处罚,在不法层面上,存在“欺骗行为”“不法原因给付”“财产损失”等构成要件价值判断的争议聚焦;在罪责层面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规范评价的法理聚讼。借鉴德、日等域外国家和地区相关刑法理论与刑事判例,进一步厘清“套路嫖”不法内涵与罪责边界,检视以诈骗罪规制“套路嫖”的法理适格性与现实妥当性,有利于推动案件的溯源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

恶意解封微信号犯罪成因及治理

"微信账号解封"犯罪是近年来高发的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具有低龄化、组织化、链条化及隐蔽化等特点。"微信账号解封"犯罪为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从其犯罪成因来看,主要存有利益诱惑高、犯罪成本低、监管难度大、侦查打击难等因素,对其进行治理应采用多元化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法治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治理主张强化部门协同、行业监管及预防宣传;法治治理重视法律适用、层级打击和刑事政策;技术治理强调人才培养、警企合作及技术反制。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打防对策研究——以“金诚”私募基金案为例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是金融领域中的新型犯罪,犯罪主体多为金融领域精英人群,手段专业隐秘,犯罪行为向私募生态系统蔓延,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严重危害金融市场安全。以"金诚"私募基金案为例,实证研究和检视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揭示其特点,分析其案因和侦办难点,重点提出建设性打防对策。打击方面,应注重案件准确定性、客观证据取证、全力追赃挽损、政策法规运用等;防范方面,要强化监管,完善机制,加强协同,加大宣传。

网络犯罪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为视角

当下,网络犯罪治理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热点问题。网络犯罪治理不仅存在案件溯源、态势感知等现实难题,而且在侦查打击、案件防范、机制运行、法律保障、舆论宣传等方面也存有薄弱环节。公安机关是网络犯罪治理的主力军,在具体实务中面临着犯罪特点和行为类型化理论研究不深入、侦查理念和侦查技术更新转变不到位、法律保障和网络犯罪法律应对不协调、考评规则和绩效评估体系化建设不科学、被害预防和精准宣防工作研究不重视等方面困境。在公安机关强化智慧打击、注重案件防范、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法律支撑、精准舆论宣传等方面提出对策,破解现实难题,具有实然层面的可操作性。

网络黑灰产犯罪生成模式与多元治理机制研究

犯罪生成模式是犯罪原因的另一种表达,该模式以“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现出来。从网络黑灰产犯罪生成机理来看,影响网络黑灰产犯罪生成的因素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网络黑灰产犯罪治理应采用多元机制,即协同治理机制、技术防控机制和法律预防机制。协同治理机制强调多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技术防控机制强调建立识别与预防、监测与预警、回应与决策为一体的网络黑灰产犯罪现代治理科学技术体系;法律预防机制重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有效衔接。

公安机关治理高空抛物的策略研究

高空抛物案件具有隐蔽性、随机性、瞬时性特征,实务中存在取证难、定性难、执行难等难题。高空抛物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影响了国民对公共空间安全的信赖,因此,公安机关强化高空抛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应然之举。高空抛物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顽疾,公安机关应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耦合为基础,从司法需求、类案同判、警力供给、安防技术等维度进行探索,借鉴域外治理有益经验,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空抛物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