讴歌贵州脱贫攻坚精神 成就新时代报告文学精品——欧阳黔森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笔谈

2022年9月12日,“铜仁作家面对面”第二期文学沙龙活动在铜仁学院举行。来自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铜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铜仁市作家协会以及铜仁学院的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欧阳黔森长篇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开展研讨。侯长林认为,《江山如此多娇》这部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在于运用良好的文学艺术形式书写了脱贫攻坚这一时代的大主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新时代报告文学精品。向笔群认为,《江山如此多娇》作为报告文学,以现实主义的笔调书写了贵州脱贫攻坚的奋斗史诗,彰显了黔地人民勤劳、勇敢的内在精神。孙向阳则从故土情怀、语言风格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标题等几个方面谈了《江山如此多娇》的艺术特征。庄鸿文从体裁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江山如此多娇》作为报告文学,代表着一种群体意识或被期待的群体意识,与中国大地脱贫攻坚的时代风云同呼吸,表现出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的认知高度。王棋君从作品所体现出的整体观与全局观、乡土人物与时代变幻、官方数据与群众数据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其对贵州当下文学创作的启示。晏武芳从作品视野、选题与现场感等方面出发,探讨《江山如此多娇》作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形象性和精准性。唐竹英则从创作者的角度,对作品的创作情感、求真精神、责任感与使命感进行解读,高度肯定了欧阳黔森的写作态度与使命担当。

十二金钗判词和《红楼梦曲》悲剧意蕴的五个层次

文章就《红楼梦》十二金钗判词及《红楼梦曲》怎样将读者引入到悲剧意蕴的情境、读者的悲剧意识怎样产生等问题,结合第五回场景营造,从十二金钗判词的文本角度进行分析,来剖析其悲剧意蕴产生的过程。

从悖论、反讽到结构的张力表现——以《小说鉴赏》为例看布鲁克斯的张力观

新批评"张力"说的提出源于艾伦.退特,但是经过新批评各学者的发展,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布鲁克斯和沃伦是"张力"说的集大成者,其《小说鉴赏》是将"张力"论应用于小说批评的绝好范例,研究《小说鉴赏》的张力表现,对西方新批评"张力"论的发展和本质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诗经》的经典化

《诗经》的经典化过程,是经历了从西周到汉朝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诸子百家对《诗经》的推动,而最有贡献的,当数孔子。这其中一方面有《诗经》本身文学成就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和孔子的认识经历以及他"忠、恕"的思想观念分不开的。正是有了孔子对《诗经》的推崇,《诗经》才能在汉武帝时"政教合一",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经典与民族精神的积淀。

“地域性”与“时代感”:《花繁叶茂》脱贫攻坚的荧屏抒写

电视剧《花繁叶茂》改编自作家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其中花茂村村长唐万财,在电视剧中充分展现其心系农村、敢作敢为、勇于担当、机智幽默的人物性格,同时还搭配了“活宝”似的会计何老幺,为电视剧增添了轻喜剧色彩,赢得观众喜爱,并在哔哩哔哩受到青年观众热议,获得9.3分的高分[1]。

欧阳黔森小说的对立叙事

欧阳黔森是贵州当代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其《断河》《敲狗》《十八块地》《水晶山谷》《非爱时间》《绝地逢生》《奢香夫人》等从短篇至长篇小说多以贵州为书写背景,对他脚下的热土进行了真诚的描绘,贵州如画的自然风景和质朴的人文习俗通过他的笔墨向世界展示开来,在一番不同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背景下,欧阳黔森笔下淳朴并保留着原始美好精神品质的各类英雄轮番登场,谱写了一首首独具贵州特色的传奇赞歌。

欧阳黔森报告文学“脱贫三部曲”研讨会实录

时间:2018年11月7日地点: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图书馆参会人员:杨洁(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生)、王棋君(铜仁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吴旭(贵州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生);王林、王莉、任多艺、石倩、龙丽萍、王太军、邓琳琳、徐文余、龚小梅、商钗(以上十位均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会议主题:研究讨论欧阳黔森报告文学'脱贫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记录与整理: 吴旭、王太军.

躁郁疏解与《女神》的“死亡书写”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诗集,出版的时间是1921年,诗集中的诗歌大多创作于1919—1920年。特别是《凤凰涅槃》《天狗》等发表在1920年1、2月份的《时事新报·学灯》上,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形成了呼应,其中打破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思想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从读者论的角度来研究《女神》,认为其和革命思潮的一致性导致广大的青年读者更容易接受。

在“人生”与“艺术”间摇摆——茅盾选集本篇目变化探析

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茅盾结集出版的书籍举不胜举,其中仅《茅盾选集》就出版过多次。《茅盾选集》的每一次出版都有新的作品选入,且每一次都是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过一次《茅盾自选集》;1935年,上海万象书屋出版《茅盾选集》,并且一直到1941年,这一版本的《茅盾选集》一直在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开明出版社出版了《茅盾选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选集》,这次选集的选文也是由茅盾本人决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基本尊重了茅盾本人的意见。在《茅盾文集》第一卷的《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中,就提到曾有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建议他进行修改,但是被茅盾以"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的‘新作’了"为理由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