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齐俗训》政治思想浅议

《淮南子·齐俗训》从语言风格和思想归趣上都与《庄子·齐物论》有密切关系,是对《齐物论》的延伸与发展。《齐俗训》的作者有感于现实政治中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矛盾,而将关于风俗时宜的讨论引入到政治问题的探讨中,提出地方风俗与文化在价值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理应对地方的风俗、礼法和文化进行尊重和保留。《齐俗训》中的政治思想反映了汉初部分学者对"汉法"的反思,以及他们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协调问题的思考。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从《左传》到《荀子》:作为人道的礼的展开

"礼仪之分"是春秋时代的重要问题,将礼提升到与人类文明同存亡的崇高境地。它将民与天地的联系以礼乐文化的复杂而有条理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涵盖了人受生而有的欲望活动所引发的"六志"调和的要求。这一思想线索显露于春秋之际,多见于《左传》所记载的言论,后为荀子所继承,并在荀子那里发展为对礼的起源和人性的探讨。荀子认为,礼作为"人道之极"代表了社会文明对自然状态的改进成果,划定了人的现实欲求活动的调适满足的范畴;而圣人作为"道之极"不仅具体而微地代表了礼乐文明的意蕴与精神,其后天的思虑也限定了礼乐体系这一范畴在历史处境中的实现程度。

辩名、墨以申礼义之道——对荀子政治思想之名学维度的考察

战国晚期荀子对同时代的名家和墨家提出了激烈批评。他将陈仲、史鰌与公孙龙、惠施归为一类,前者好义高行异于常人,后者擅长怪异难辩之论。二者之行为与思想有"不知止"之蔽,对治他们的办法是止于儒家的礼义之道。墨子非礼乐而尚俭约,墨家一派的宋钘则提出"见侮不辱"、"人之情欲寡"等以支持其非战主张。荀子指出二者的错误在于不知人之性情。人之欲本多,斗起于恶而非辱,礼乐在人性中有深厚的基础。墨子、宋子之说有悖于人情而不能实行。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从根本上与荀子的政治主张不合,无益于强调尊卑贵贱之差别的礼义之道的施行。荀子通过驳斥他们的看法以建立自己的名学理论,指出制名与用名的目的是使人获知和践行治理群生的礼义之道,他期望阐明作为"治之经理"的儒家之道以改造当时混乱的政治现实。

郭店楚简《五行》思想浅议

郭店楚简《五行》包含两条线索:天道与人道之别,思的问题。天道与人道之别又可表述为五行与四行之别,其细微之处在义与仁的差别,而思作为心的能动能力贯串于上述问题的发展中,构成了五行德目相生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五行》篇展示了"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的君子形象,从而与《孟子》中"集大成"的"圣之时者"形成了关联。

从“好贤恶恶”到“以礼为教”——楚简本《缁衣》向《礼记》本《缁衣》转变的思想轨迹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本《缁衣》为该文献和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据。经比较,《礼记》本《缁衣》对于郭店本有明显的结构改变,《礼记》本通过全篇的结构调整和章节增补,将《缁衣》的思想重心从"好贤恶恶"转向"以礼为教"。作为秦汉之际在思想界颇有影响的儒家文献,《荀子》中有关"以礼为教""先仁后刑"的基本内容,进一步衬托出《礼记》本《缁衣》作为汉代儒家政治思想文献的特质。此外,陆贾、贾谊的《新语》和《新书》作为汉初儒家政治思想的代表文献,进一步凸显了楚简本《缁衣》向《礼记》本转变的思想背景,表明《缁衣》的变化与时代思潮有关。

喜欢芭比娃娃的男孩

案例下午四点钟后，班上的孩子陆续被各自家长接走。不一会儿就只剩下男孩小龙一个人了。他对我说：“王老师，我不想玩玩具了，我想去看一会儿书。”我说：“好的。”小龙从阅读区拿来了两本书，坐在桌边准备阅读。我看见那是两本《芭比娃娃系列丛书》。

郭象思想中的心性问题

讨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心、性概念及其关系问题。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了郭象哲学中的心、性基本涵义,认为郭象引入了"性"的概念以规制"心"的运用。郭象"性"的概念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有比较明显的道家色彩。需要注意的是,圣人之心、性不同于普通个体,圣人之心、性的运用在郭象理想政治的构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仁智并显与旁通时行——试论焦循《孟子正义》的人性论和政治思想

《孟子正义》是清代学者焦循探讨人性论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在书中,焦循根据人可以教以仁义的事实,论证人性本善。人性由本于血气形能的欲、情、知共同构成,三者发用中出现的弊端只能依靠知的向学工夫来补救。仁的彰显扩充依靠知的活动,运用知追求“合宜”的生活乃是人道的基础。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人道经历了不断的通变,圣贤所标举的执中时行、注重日用常行和为民造命等原则代表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方向,对后世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理学背景下的春秋断案--胡安国《春秋传》的伦理观念与情境分析

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同时也是理学谱系中的一个大家。《春秋》是传统儒家五经的重要典籍之一,被视为孔子所"笔削",寄托着"微言大义"。胡安国继承汉代《春秋》学特别是董仲舒详绎的"原心定罪"之传统方法,并将由理学引出的"天理人欲之辨"融入到对《春秋》的历史情境分析当中,强调《春秋》为"史外传心",具有事理交融、体用兼备之不同寻常的意义。胡氏以理解经或借史明义的做法,是理学之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特殊展开与构造。伦理观念之历史的情境分析,有别于心性善恶等方面的抽象论理,兼具历史与理想的双重性格,是理学伦理思想的实证性说明和经世之愿的具体落实。因而,胡氏《春秋》学的研究必然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重要进路之一。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并对《春秋》所包含的"圣人之心"进行了新的诠释。

治经以明道--浅谈二程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与观点

二程继承了唐末宋初以来突破注疏、借经言事的要求,把探究圣人之道作为研究儒家经典的根本目标。他们认为汉唐的经学流于注疏文章,是害道之学,并自觉居于这种经学之外而自称其学术为“道学”。“道学”的基本目标是探究义理,明理小则有用于一身,大则有用于家国。经典所以能发挥其用,要在学者“自得”其意。二程从“自得”引出了养心、穷理的工夫路向,伊川后期特别发挥“格物穷理”使之成为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治经有次第,《论语》《孟子》是治他经的门户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