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长三角城市群智慧城市政策分析

[目的/意义]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智慧城市相关政策对解决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难题,推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构建了包括政策工具类型和智慧城市政策子系统在内的智慧城市二维政策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座城市的36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智慧城市政策存在强制性政策工具使用过度、法制化程度不高、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目的/意义]开放政府数据将产生巨大价值,而开放的目的在于利用。探索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数据改进公共管理和服务具有较强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原始数据,应用扎根理论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形成概念与范畴,研究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全面转型、提高政府绩效、提升企业竞争力、资源互补依赖与政企战略合作五个主范畴对政府数据开放利用产生显著影响。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是情境因素,提高政府绩效与提升企业竞争力是驱动因素,资源互补依赖是中介条件,政企战略合作是行动策略。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模型。对推进和深化政府数据开放利用提供政策思路与实践路径。

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研究——以“科普中国+百度”战略合作为例

[目的/意义]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公共管理改革带来了机遇。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方法/过程]在界定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建构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过程模型,借助该模型通过深入访谈与参与观察法对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典型个案——"科普中国+百度"战略合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包括政策引导、需求感知、平台构建、合作生产与服务提供等维度。公共部门利用大数据实现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的关键在于树立大数据的价值观、方法论与思维习惯,主动推进公共数据的公开、共享与利用。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3个地级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研究目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是一个创新政策扩散过程,研究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影响因素对进一步推动政府数据开放,丰富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方法]运用事件史分析法,基于2012-2019年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在中国地级市层面扩散的特征,识别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在时间维度上呈现未完成的“S”型曲线。信息化水平、城市行政级别和省内城市间的竞争压力是影响地级市政府采纳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因素。

我国应急志愿服务协同治理的实践与对策

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共治是当前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根据协同治理理论,我国应急志愿服务协同治理体系的序参量包括制度规范、组织结构与合作机制三个层次。制度规范的地方先行、上紧下松的梯形组织结构与政府主导下的不均衡合作,是我国当前应急志愿服务实践的显著特征。未来要从建立国家层面制度规范、构筑嵌入式同心圆结构与发展多元交互合作机制三个方面,促进序参量的生成,实现应急志愿服务协同治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我国网络反腐的图景、类型与趋势——基于50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网络反腐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创新模式。网络反腐案例呈逐年上升趋势,中东部地区案例数量多于西部。生活作风问题是网络反腐曝光最多的腐败现象,涉案官员中处级干部最多,有关部门对涉案官员的处理较为迅速。当前,网络反腐存在"曝光型"、"声援型"、"运动型"和"上书型"等四种类型。网络反腐十年的发展体现了理性化、实名化与协同化的趋势。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研究——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

多源流理论是对公共政策议程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金登指出,政策制定系统中,存在着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这三种溪流共同影响了公共政策议程,且当三种溪流相结合时会打开政策之窗,进而迎来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本文将多源流理论引入上海"钓鱼执法"案例,分析案例中的三种政策溪流及政策之窗,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的关注,提出解决方案,并最终推动新的公共政策出台。

三权分立的“变奏曲”——美国政府中的独立管制机构

独立管制机构是美国政治体制中一类独特的机构,其由国会产生,部分独立于国会和政府,且集中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权力,对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权力集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和质疑,国会通过授予其"准立法权"解释了其权力来源问题,且大力支持独立管制机构的发展;同时,美国也从立法、行政、司法、利益集团多方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修正实现权力的有效分配和平衡是美国政府管制的本质。

行政审批制度碎片化与其治理——浙江省级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整体化改革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处于碎片化状态,表现在审批事项"减"、"放"落实不到位,审批权力纵横交错,审批标准重复冲突,政务中心整合力不足等方面。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关于"整合"的思想,浙江省以"四单一网"建设为抓手,从权责整合、层级整合与平台整合三个维度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整体化改革。落实中央精神和地方领导推动是改革的主要动因,改革通过自上而下的集中动员方式推进。浙江的改革借助审批机制创新实现审批效能改进,但要彻底改变行政审批制度碎片化状态必须突破利益障碍,对审批权力自身进行调整,同时探索有效的监管方式。

邻避事件中的公众情绪、政府回应与信息转发意愿研究

[目的/意义]邻避事件中,非利益相关公众在网络空间"借机"宣泄负性情绪而导致的舆情,可能放大当地利益相关公众的负性情绪和风险感知,致使邻避事件的冲突激化。对非利益相关公众这种负性情绪在政府回应前后的变化及其与信息转发意愿的关系进行探讨,是网络时代舆情治理的重要议题,但目前鲜有研究涉及。[方法/过程]采用2(情绪性:高负性情绪、低负性情绪)×2(回应透明度:高透明、低透明)组间设计,以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政府回应对个体负性情绪变化状况的影响,同时通过回归分析探讨个体的负性情绪在政府回应前后对其信息转发意愿的影响以及政府信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结论]研究表明:在政府未回应时,非利益相关公众的负性情绪感受越高,对非官方信息的转发意愿越强,而在政府回应后,负性情绪感受越低,对官方回应信息的转发意愿越强;政府未回应时,对政府的信任能够减弱负性情绪对非官方信息转发意愿的正向影响,政府回应后,对政府的信任能够增强负性情绪对官方回应信息转发意愿的负向影响;政府回应尤其是高透明的回应,能够显著降低非利益相关公众的负性情绪感受。

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基于30个省级政府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

我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但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运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政府资源与支持、社会需求及地区经济发展三个层面选取六个解释变量对我国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受到多元复杂因素影响,电子政务基础与领导重视是其中较为关键的因素,实现较高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有三种条件组合。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不同的地区,政府要采取适合本地区特点的路径和措施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

官方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制度自信?——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与政治知识的调节作用

大众传媒会深刻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倾向,官方媒体对于形成民众制度自信的作用在以往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官方媒体使用对制度自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方媒体使用对制度自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爱国主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政治知识不仅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爱国主义和制度自信的正向影响,而且会调节爱国主义在官方媒体使用与制度自信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揭示民众形成制度自信的内在心理机制基础上,对更好发挥官方媒体的政治传播作用提供了有益启示。

官方媒体使用影响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研究--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及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

大众传媒会深刻影响民众的政治与心理意识。在以往研究中,官方媒体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基于2014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官方媒体使用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运用路径分析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官方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爱国主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政治信任不仅负向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也负向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通过爱国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政治信任与官方媒体使用是相互竞争关系,政治信任高,官方媒体使用通过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便会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机器学习与定性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在制定“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中对中央相关政策的调整与更新即政策再生产会对当地“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基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Doc2vec模型对我国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进行量化计算。研究发现,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政策再生产与“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水平有较强相关性。进一步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考察“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领导重视和市场化程度是影响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组态分析识别出“组织赋能型”“发展共识型”与“乘势而上型”三种实现较高程度“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再生产的路径组合。本文深化了对我国政府运作中政策制定逻辑的理解,对制定和出台有针对性的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模糊性政策?——基于A市“厕所革命”政策执行过程的个案研究

中国多层次复杂治理体系下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模糊性政策缺少深入研究。本文以马特兰德模糊-冲突模型和金登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中国地方政府模糊性政策执行解释框架和命题,对A市"厕所革命"政策执行过程展开案例研究。研究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的模糊性和执行方式会发生改变。高模糊低冲突政策通过制定执行细则会转化为行政性执行,财政资源配置是重要的支配要素。高模糊高冲突政策缺少执行资源会造成执行阻滞。当有利于政策执行的问题流、政治流与政策流汇聚并出现执行企业家,政策执行进程会重启。重启后的高模糊高冲突政策通过制定执行细则会转化为政治性执行,传导压力是重要的支配要素。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动态视角修正了模糊-冲突模型,拓展了多源流框架在政策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范畴,丰富了中国场景下模糊性政策执行的研究视角和成果。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地方营商环境了吗?--基于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数字政府建设重要举措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地方营商环境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亟待深入研究。基于2017-2019年我国288个地级市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地方营商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于提高地方营商环境市场化与法治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中西部地区地级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地方营商环境的积极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通过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地方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爆发式政策扩散研究——基于健康码省际扩散的事件史分析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健康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的政策采纳,呈现出爆发式政策扩散特征。以健康码省际扩散为例,运用事件史分析(EHA)方法,从政府能力、府际关系、经济社会环境、疫情防控等维度建立分析框架和提出假设,探究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爆发式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政府数据管理机构设置、城市化率、人口流动性和每十万人确诊数等因素正向促进省级政府健康码政策采纳。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中国背景下的政策扩散研究成果,对于解释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爆发式政策扩散形成机理有一定理论贡献。

制度设计、治理能力与自我更新: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效果研究——以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为例

我国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在创新扩散过程中陷入了首创者成功、跟进者频繁失败的怪圈。本文在考察13个样本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创新过程的基础上识别影响创新扩散效果的主要因素,进而建构了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效果模型。研究发现13个样本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创新效果存在"持续改进"、"破旧立新"、"停滞不前"与"抱残守缺"四种类型。合理的制度设计、政府的大力支持、良好的运营管理、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对方案持续调整优化是创新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跟风模仿、政府监管缺位、企业管理不善而又未能对方案及时改进优化等因素导致了某些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遭遇失败。

中国政务微博研究综述

当前政务微博研究吸引了学界的密切关注。本文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212篇政务微博研究文献为研究样本,从六个方面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现有的研究主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述评。研究表明,当前政务微博的研究受关注度持续升温,年轻学者是研究主力军;研究的整体质量不高;研究学科视角较为单一,新闻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占主导地位。

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探究电子政务使用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目前对于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之间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不够充分.基于573份样本数据分析电子政务使用、政府透明、主流媒体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关系,运用SPSS软件验证研究假设.研究表明: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透明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主流媒体接触不仅能够调节电子政务使用和政府透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而且会调节政府透明在电子政务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拓展了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和成果,对于更好的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升公民政府信任水平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