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级别、财政支持与城市创新能力——兼论不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

本文将行政级别纳入到城市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基于2009~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行政级别对于城市创新能力的直接促进作用,明晰了政府财政支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创新能力也越强;(2)行政级别主要通过财政支持对城市创新产生影响;(3)行政级别每提高一个层级,对于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也会更强;(4)不同区域战略地区城市行政级别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干预,并根据地区发展战略和发展基础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的适应性分析

盲目推进撤县设区(市)或撤乡(镇)设街道不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合理的调整要以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化进程的适应性为基础。本文在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各省份行政区划设置数据总结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阶段性变化的基础上,利用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测度了1984—2020年中国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型政区设置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县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明显高于乡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但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指数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各地区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的适应性具有较大差异。基于上述发现,依据各省份的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省份内部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水平的差异,本文确定了未来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优先顺序、县乡两级同步调整的重点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9个省份。为提升城市型政区设置与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应加强顶层规划、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完善设置城市型政区的规章制度。

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演化过程、成因与影响因素

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分化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政策需要提高精准度。本文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西部地区内部南北经济分化的形成,从空间、产业和增长动力三方面剖析了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形成的一般原因,并运用夏普利回归方程分解法对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起始点为2010年,西北地区增长极的发育相对不充分、产业结构过于趋同以及增长动力相对不足导致了西部的南北经济分化格局。夏普利分解的结果显示,消费对于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贡献率最高。基于上述发现,促进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措施应聚焦于提振内需、产业结构优化、增长极培育、统筹产业规划和经济合作等方面。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时空扩散规律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的新冠肺炎病例数据及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运用空间经济学中技术扩散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拟合流行病学曲线并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疫情扩散模型,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时空扩散规律。结果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扩散过程大体经历了暴发阶段、缓和阶段、攻坚阶段和消退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与空间距离更加相关,扩散方式以波浪式扩散为主。新冠肺炎疫情的省际扩散依赖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扩散速度随疫情扩散阶段的演进而有所减缓。进一步地,新冠肺炎疫情的省际扩散未能突破胡焕庸线,且在我国南北方也表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在后疫情阶段,既要确保疫情常态化防控,又要重视重振经济发展活力,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业,优化医疗资源布局;重视西部和北方地区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鼓励超大规模市场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完善国内产业链条,增强经济发展复原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式及其对收入分化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观察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经验观察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不同方式,研究不同市民化方式对经济及社会影响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式划分为两类,即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两种不同市民化方式对收入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市民化方式的不同造成了"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分化,被动市民化群体的收入显著低于主动市民化群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被动市民化群体被征地而丧失了农业收入,且预期外的政策冲击导致其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但与保留农业户籍的个体比较,被动市民化居民则具备一定的收入优势。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宜鼓励主动市民化,同时在征地过程中要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并为其提供一定的培训帮助。

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的同步性研究——兼论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点与方向

新时代对行政区划调整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的匹配性入手,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同步性的概念,并结合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考察了中国各地区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研究发现:2001-2020年有超过一半的省级行政区不具备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各地区的同步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滞后是造成行政区划调整不同步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发现,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点应集中在未表现出同步性的地区,为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应制定标准化的行政区划调整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