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人生,怎样“立人”?——《狂人日记》与《人的文学》之互文性解读

《狂人日记》与《人的文学》之间存在彼此指涉的互文关系,能看到周氏兄弟对于“立人”思想命题的完整呈现。《人的文学》中“灵肉一致”的观点缝合了《狂人日记》里“吃人”话语的双重所指,将其写实意义与比喻意义统一起来。周作人改良人类关系的设想部分符合了鲁迅本人的思想修正。而《狂人日记》中反求诸己的思想维度对于渴望“真理”认识的《人的文学》具有匡正的作用。从“人的文学”的定义出发来分析《狂人日记》,可以发现其是“有关小说的小说”,包含现代“元小说”的特质,而“记录研究”“非人的生活”正是周氏兄弟关于启蒙时代文学何为的共同认知,其背后是破旧立新的历史主体的转喻,体现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

“小说模样的文章”:周氏兄弟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类塑造

从晚清的《域外小说集》到“五四”时期的《点滴》《呐喊》,鲁迅、周作人在各自著译实践的过程中着力于凸显现代“短篇小说”的文类意识,从而构成了一条潜在的观念脉络:其核心在于“诗化”与“文章化”的统一。这种文体间的渗透造就了典型的艺术风格,能够在抒发内心抒情意识的同时兼具外在的“写实”精神。“小说模样的文章”既承接了近代西方文艺观念的启示,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资源的继承,它并不恪守固有的书写规则,而是着眼于获得自身与社会存在的关联性,这与周氏兄弟通过文学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鲁迅与周作人将“短篇小说”这一文类型塑出来并导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体现出二者在读写层面的呼应关系,本质上是现代作家在新文学认识装置作用下共同表达“立人”思想的产物,最终目标是为了达到人生的艺术化呈现。

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周氏兄弟与《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在第12卷第10号策划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鲁迅、周作人积极参与其中,联袂贡献了一批优秀的翻译文本。此时周氏兄弟强调“弱势民族”的概念,一方面延续了早年形成的文化趣味,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社会语境下建构民族主体身份认同的需要。二者选择翻译的文学作品常常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视野,将反抗殖民压迫的内容框架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互相结合。这一思路既否定了东西文明大同的迷思,承认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但同时又用人性的伦理维度来加以限制,高扬人之主体性自觉。周氏兄弟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是新文学家回应“后五四”时代文学困境与启蒙困局的文化实践,也是新文学主体走向历史纵深的典型表现。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从梁启超“新民”到鲁迅的“立人”

长久以来,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关于"个"的论述已经成为理解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经典性解读,国内学界对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也多从"个"的角度出发。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不证自明的经典性论述得以成立的前提却是十分值得怀疑的,鲁迅"个"的自觉从何种程度上显示出"立人"思想的超越性。

从话语研究到文学语言研究——文贵良教授访谈录

一话语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王海晗:文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据我了解,您从硕士期间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的语言现象,当时的突破口主要集中于1990年代以后在学术界逐步兴起的话语研究,硕士论文《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全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博士论文则是接续之前的方向,着力于描述中国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学话语转型,后来凝结为《话语与生存》一书出版。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救世主”与“诊病者”的分立——从表述层面出发比较梁启超与鲁迅的启蒙逻辑

梁启超与鲁迅"国民性"理论不同表述策略的背后隐匿着气质相反的两种作者身份意识。"号角"式的檄文写作体现的是梁启超"舍我其谁"、推动历史发展的精英意识。他相信文学在改造世界方面的效用,试图主动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并开出医治"国民性"落后症结的药方,从而具有了一种超拔的"救世主"姿态。"铁屋子"的难题使鲁迅对启蒙的有效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作为回应,他以一种相对化的方式破解启蒙的困境来缓解内心的矛盾冲突,即扮演一个国民劣根性"诊病者"的角色,其自身定位完成从"救世主"到"诊病者"的转换,在表述上则体现为采用形象化的原则刻画国民的灵魂。

为有限的自我而写作——文珍小说的一种读法

在“80”后作家中,文珍作品的意义确立与她精心设计的书写策略密不可分。她的小说借由爱情破碎的过程展现作为时代症候的虚无,而绝望中的“信”构成了人物自救的一种方式。在双重叙事的互动中,一个具有深度内面自我的主体形象得以呈现,其根本的特征在于获得作为一种现代性精神的自省意识,这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生成的内在机制,也是文珍主观思想原则的投射。文珍着力描写的就是个体在世界上的局限性,为有限的自我写作构成了文珍的创作旨归。

“以汉语思想”:论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观念

“五四”时期,鲁迅与周作人怀揣着思想革命的愿景介入到文学革命中,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语言观念在各自内部区分的基础之上表现出“以汉语思想”的合力性。一方面,周氏兄弟警惕于修辞话术对于思想的奴役,反叛作为一种文体而非仅仅是语体的文言古文,渗透的是某种语言决定论的逻辑;另一方面着眼于改良中国语文的需求,他们通过提倡“直译”法来塑造一种欧化白话文的结构,背后更为深入地联通到晚清以降其所关注的“国民性”改造的议题。在这一破一立之间,推崇名实合一的语言价值伦理被构造出来。周氏兄弟力图以之重建国民的意义表达机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并不处在以大众化为旨归的语言通俗运动的脉络之中,而是典型地体现出“五四”知识者本位的启蒙精英意识。

论梁启超“新民说”与鲁迅“立人”思想之关联

梁启超与鲁迅同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思想家,两者的启蒙理论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关联。以"新民说"与"立人"思想为例,二者共同建立了一种以否定性思维为基础的启蒙理念:把社会"进化论"转换为一种关于人性进化的价值判断作为理论支撑,并通过反向批判"国民性"的多重痼疾来建构起自身对于启蒙理想的信念。因着这样相似的思维路径,梁启超与鲁迅从深层上得以联系起来,并且使其改造"国民性"的议题具有了一种深度的价值。

文学的加法——从余华的随笔出发看他的小说创作

余华的随笔自成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小说的绝佳视角。首先,随笔中的文学观念在变与常的张力结构中建构了自身的逻辑体系,昭示出小说创作的潜在脉络。其次,随笔本身富含的文化信息在记忆、历史及哲学范畴上与小说创作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关系,实现了意义的加增。最后,随笔内在的加法思维为余华在"强攻现实"阶段克服自身创作症结,重建小说写作的总体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

“寂寞”的言说与智识阶级的使命——论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

“五四”前后,杜威、罗素等国外学者相继来华讲学,形成一股访问中国的文化热潮。其中,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无疑是极为特殊却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与杜、罗等文化名人的风光满面迥异,爱氏并非受邀访华,而是以颠沛流离的流浪者身份进入中国,并且普遍被社会舆论视为不安定的思想因素。然而正是这位在俄国文学史上籍籍无名的作家.

2020一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报告(选刊之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为一个与社会互动关系密切并且仍在不断自我扩容中的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以来都是知识生产与学术批评的重镇,其研究成果之丰厚,研究力量之强大,研究工作之活跃,在中国的专业体系当中是十分突出的。2020—2022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各个领域方向上深度挺进,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多部重量级的著作相继问世,各类论文也相得益彰。

“旧梦”遭遇“现实”:周氏兄弟重启“第二维新之声”的历史脉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脉络中,周氏兄弟一直被目为具有开创之功的奠基性人物,他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维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其本身就成了新文学最为显明的标签之一。然而,今天回顾兄弟二人“五四”时期并肩作战的历程时,可以发现其热烈的写作姿态与之前相对沉寂的个人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甚至给人以一种横空出世之感。

暧昧笔致、情理分殊及回心契机——《伤逝》新解

《伤逝》中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而非确定的,小说的反讽意识面临着断裂,其症候表现在它无法覆盖笼罩全篇的浓烈抒情。这种颇具深意的张力关系根源于鲁迅强烈的读者思维,他依托于情理分殊的双重阅读结构,既完成了对于外在社会内容的历史性描述,又顾念了“解剖我自己”以书写真实的表达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铁屋子”中启蒙的内在悖论所带来的分裂感。从《伤逝》的深层意蕴来看,涓生的形象是“狂人”的复现,他“回心”式的“罪”的自觉也是作为启蒙者的现代知识分子被“治愈”之后摆脱先觉者的“独醒”意识,获得“清醒”的自我的记录,其中蕴含着现代主体诞生的秘密。鲁迅借此冷峻地反思了高蹈的精英主义启蒙观所得以确立的前提,在与智性读者的对话中重新部署主体介入现实的方式。

从视觉到声音:演说风潮与中国白话文变革

晚清以来兴起的演说风潮不仅是一个传播新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对于声音本体性的自觉探求,这为语言的新变提供了可能。首先,演说内在于白话与国语交织的生存空间中,它们是维系演说的语言根基所在。其次,演说在勾连书面语与口语、融通雅俗中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同时还通过塑造情感张力与逻辑结构赋予白话以现代意义上的品格。再次,演说推动了从视觉转向声音的语言价值伦理变革,从而建构了一种充满平等主义诉求的话语政治来反抗精英化立场的书写霸权。演说参与到了现代语言的生产机制当中,对中国近现代白话文变革影响深远。

“构成·诗学·意识——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2018年10月13日至14日，“构成·诗学·意识——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成功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社与《现代中文学刊》协办。

后革命时代的“总体性”写作——张承志新时期小说再解读

1978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标志着作家张承志的横空出世。此后,他连续发表《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西省暗杀考》等经典作品,一跃成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然而今天回过头去看,张承志的创作虽然伴随着新时期的历史进程展开而暴得大名,却难以被纳入新时期习见的文学史叙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