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股东忠实义务的完善:基于特拉华州公司法的比较考察

控制股东的忠实义务有助于抑制控制股东的不当行为,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我国公司法对控制股东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与忠实义务功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忠实义务,但在义务主体、义务适用场合、义务内容与审查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美国特拉华州控制股东忠实义务可被概述为控制董事会、主导公司决策的股东在利益冲突交易中负有公平交易的义务。在对忠实义务的审查中,特拉华州法院将公司治理程序与司法审查有机结合,兼顾了自由与公平两种价值,是其最值得批判性借鉴之处。设置妥当的关联交易治理程序,构建兼顾自由与公平的司法审查方式,亦是我国控制股东忠实义务法律制度完善的核心命题。

膝关节镜下射频治疗前交叉韧带黏液样变性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膝关节镜下射频治疗前交叉韧带黏液样变性(MD-ACL)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我院收治的30例MD-ACL病人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人均行膝关节镜手术,术后进行康复训练。随访时评估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膝关节功能Lysholm评分和国际膝关节文献委员会(IKDC)评分。结果30例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82.16±15.12)min(60~110 min);术中出血量(5.40±2.49)mL(3~10 mL);未见明显并发症发生。有2例病人行自体肌腱移植重建前交叉韧带术。术后随访无复发迹象,膝关节活动度正常。术前VAS评分为(6.46±1.04)分,术后3个月时降至(3.00±0.78)分,6个月随访时降至(0.56±0.50)分;术前Lysholm评分为(58.50±7.32)分,术后3个月时增加至(74.83±4.25)分,6个月随访时为(87.66±2.85)分;术前IKDC评分为(54.16±4.25)分,术后3个月时增加到(76.13±5.01)分,6个月随访时增加到(87.43±5.88)分;手术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膝关节镜下射频修整治疗MD-ACL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膝关节功能,减轻疼痛,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鸡尾酒镇痛疗法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镇痛和关节功能的影响研究

目的 评估在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重建术中应用膝关节周围和关节腔注射鸡尾酒治疗的术后镇痛效果及其对术后关节功能的影响。方法 收集113例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及鸡尾酒组。对照组在ACL重建术后、缝合切口之前在膝关节切口局部及关节腔注射75%罗哌卡因注射液10 m L+0.9%氯化钠注射液10 mL;鸡尾酒组在ACL重建术后、缝合切口之前注射鸡尾酒配方。术后定期随访,采用疼痛数字分级法(NRS)评估病人膝关节疼痛程度,膝关节Lysholm评分评估功能情况。结果 两组最终各有50例入组。鸡尾酒组术后引流量为(54.40±20.11)m L,低于对照组的(74.40±18.53)mL;术后第1日、第3日的NRS评分分别为(1.74±0.69)分、(1.16±0.37)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术后3个月膝关节Lysholm评分为(87.44±2.34)分,高于对照组的(83.72±2.58)分;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术后6个月膝关节Lysholm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CL重建术中使用鸡尾酒镇痛方法,能有效减轻患肢术后疼痛,且有助于患肢早期康复锻炼。

隐名出资中的股权共享:利益协调与解释路径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名义股东拥有股东资格,第25条又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可适用善意取得规则。这在保护实际出资人利益的同时,较好地维护了公司人合性,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程度也较为合理。但此利益协调方案加剧了股权归属争议,受到不少批判。股权包含社员权利与财产权利两类权利,第24条、第25条的规定可作两类权利分属于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解释。名义股东是公司法上的股东,拥有股权社员权利,可以向公司行使各项股东权利。实际出资人是财产法上的股份所有者,拥有股权财产权利。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股权自属于无权处分。相关规范分析与案例研究为这种解释路径提供了现实支撑。解释路径的理论依据则是股权两类权利的归属可以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股权社员权利的归属应采用形式标准,股权财产权利的归属可采用实质标准。两种判断标准的结合造就了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共享股权的局面。

我国证券示范判决机制的生成路径

示范判决机制是一种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重要方式。我国法院在处理证券案件中的示范判决实践,回应了平稳妥善解决证券群体性纠纷的现实需求,能够与调解等非诉机制相结合,应当将此种实践予以规范化。示范判决机制存在一定的弊端,可以考虑引入退出制集团诉讼,集团诉讼引入后示范判决机制仍有价值,且两种纠纷解决方式也可并存。在引入集团诉讼的前提下,需要明确平行案件原告在示范案件中的程序性权利。若不引入集团诉讼,则可以引导受损主体将程序性权利委托给维权组织行使,间接保护受损主体的程序性权利,并可辅以共通事实与共通的法律适用标准拘束力的单向扩张模式。

论公司侵权中主导决策股东的连带责任

有限责任是股权投资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公司制度普遍确认的制度安排。但在公司侵权场合,让主导侵权决策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体现,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让主导侵权决策股东对公司侵权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不是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否定,不会损害有限责任制度的效益;该设计也有助于控制公司的侵权行为,并可在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间实现平衡。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其他制度难以达到相同效果。公司侵权场合主导决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制度的设计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与现有体系相契合。同时,该设计也有益于遏制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防止公司人格被恣意虚化。

股权对外转让限制规则:阐释与再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研究

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进行了规定,对此规定的不同理解会引发实践中的纠纷与理论上的争鸣。因而厘清法条背后的逻辑,还原法条的本意尤为重要。股权对外转让关乎转让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互信关系,故该法条第二款赋予其他股东同意的权利,但此种同意并非为公司内部决策制度。在公司章程未有规定时,不得要求转让股东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此为合同与决议区分理论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公司法》的原意,但考虑到股权转让会对有限责任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该法条第四款亦预留了公司意志介入之空间。

公司限制股权:为何正当,如何判断?

《公司法》多处规定为公司限制股权预留了自治空间。公司合同主义主张通过股东同意之合同机制判断公司限制股权的效力,但决议与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存在差异,公司限制股权场合呈现的利益冲突相对复杂。通过合同机制来保护受限股东,不仅忽略了决议与合同的差异,且对于利益冲突的判断也不够精确。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公司可对股权这种公司治理与运行密切相关的权利进行限制。对于股东权益,则可以通过目的标准、手段标准及程序标准进行保护。

违反权益披露规则的法律责任分析

对于证券市场上违反权益披露规则的行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法律责任予以惩处。采用何种法律责任进行惩处与权益披露规则的制度定位密切相关。经比较法考察,权益披露规则或纳入披露制度框架或纳入敌意收购制度框架。若纳入披露制度框架,主要通过金钱罚则进行惩处。若纳入敌意收购制度框架,主要通过限制表决权的方式进行惩处。借鉴域外经验,基于我国权益披露规则的既有制度定位,应当采用限制表决权的法律责任。限制表决权的法律责任依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可分为私人主体实施的民事诉讼与证券监管机构实施的行政执法两种模式。依据我国的既有规定与制度环境,应当采用证券监管机构行政执法,限制表决权的实施模式,由此可以更好地在限制不当的收购行为与促进公司治理效率之间达至平衡。在此基础上,应当放松乃至取消慢走规则,降低收购成本,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从而抵消限制表决权对控制权市场的负面影响,保持对公司收购的中立立场,让各方利益更好地达至平衡。

股东会决议:内涵界定与理论依托

基于商业实践,股东会决议包括股东投票与公司决议形成两个基本阶段。法律行为说可以诠释股东投票行为,但对于以资本多数决为特征的决议形成回应尚显不足;意思形成说可解释资本多数决的合理性,并诠释股东会决议的正当性。股东会决议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过程需要通过程序规则进行规范。因而,股东会决议具有程式特征,股东会决议法律规则主要是程序规则。法律行为说无涉程序,难以诠释股东会程序及程序规则。意思形成说能更好地回应程序,为程序规则的完善指明方向。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定位重校

传统观点中,对司法解散的定位是中小股东保护机制,这一定位符合现实与理论的需求,也具有理论与历史依据。但其存在过度简化各利益主体纠纷的复杂性,未充分考虑中小股东利益分化等弊端。而将司法解散定位为股东退出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修正。前述两种定位皆视公司的本质为财产,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公司。在本质为实体为公司中,司法解散的应然定位是公司救济机制。这一定位更符合公司法的团体法性质,也更有助于各主体的利益平衡。

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之二次诉讼困局研究

司法实践中,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属形成之诉,具有非经裁判任何人不能主张法律关系变动的特点。因而股东为保护自身权益对基于股东会决议的后续执行行为提起诉讼,必须经过两次诉讼。将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纳入形成之诉,盖出于体系融通的考虑,除此之外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借助于形成之诉利弊研究和目的探寻,经价值判断后,宜通过运用诉的合并方式一次性地解决纠纷,在一案中对股东会决议效力与其他请求一并处理。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决议相对无效制度,可使股东权益得到更加妥当的保护之同时,兼顾决议相关人的利益。

董事会对股东提案审查权的再思索

股东提案制度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对股东提案进行审查不仅可以防止股东滥用提案权,也是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的举措。而由董事会享有审查权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现行法下的必然选择。在肯定董事会的审查权这一前提之下,为防止董事会滥用审查权,应当明晰股东大会职权与完善救济措施。

隐名出资型善意取得之规范诠释与理论回应

既有理论对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规定的隐名出资型善意取得的批判有余,剖析不足,未能进行充分且妥当的回应。《公司法解释(三)》关于隐名出资的相关规定,彰显了制定者认为股权与股东资格可以分属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立场。由此,名义股东处分实际出资人的股权自是无权处分。与股东资格分离后的股权虽在变动模式与权利内容上疑似债权,但将其视为债权,不仅无法解释显名权的存在,亦与《公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相冲突,更非妥当的价值判断结论。隐名出资场合适用善意取得的难题在于登记难以承载股权“权利外观基础”。对此,宜改进股东名册制度,使股东名册成为股权权利外观。

不恰当行使股东提案权及其规制

股东提案权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体现公司民主的一种权利。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提案权还具有信息发布的功能,故股东提案实质上成为了信息披露机制的一部分。由于存在这种附加效果,实践中提案权经常被不恰当行使。从证券法和公司法两个维度考量,不恰当行使股东提案权对上市公司与证券投资者皆无益处,且目前的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无法规制该行为,或规制力度极为有限。事后规制可能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路径,但对不正当行使之股东进行索赔较为困难;事前规制有待改良,可以对提案权主体增加持股时间要求,并规定提案股东在提出议案之后,在该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不得卖出股权;事中规制可借鉴美国法,要求提案股东对提案辅以一定字数的支持说明,以拓宽提案信息披露之通道。

“引异议登记制度入股权登记领域”的初探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股多转’案件屡见不鲜。‘一股多转’具有存在空间的根本原因在于股权转让的完成与股权变更的登记具有时间差,这种时间差难以消除的特性决定了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股多转’行为。引异议登记制度入股权登记领域,对现有制度进行补充,以破除公信力,使得第三人不能主张善意信赖而取得股权,从而保护原受让股东利益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这条路径的构建亦是契合了利益平衡的理念。

区分《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之路径

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自治与强制之间平衡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动态表明,任何试图事先精确区分二者而一劳永逸的做法注定徒劳无功。但通过类型化确定一个大致的区分标准与判断取向,再通过法官的判决使大致、模糊的区分在个案中得以明确化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思路。

上市公司是否应当强制现金分红——以中小股东保护为视角

在我国实践中,上市公司多偏好于长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但这种损害并非都不合理,只有不公平损害才需要规制。‘一刀切’的强制规定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且损害公司自治。股利分配政策中中小股东利益被不公损害的根源在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故而应当尊重公司自治,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为主,辅以司法介入作为补充,以求对中小股股东进行保护。

公司登记事项与备案事项的公信力

公信力,即为使社会公众得以信赖的效力。公信力原则作为外观主义理论的体现,是进行信赖保护的一种方式。对公司登记事项赋予公信力,符合效率与安全这两大商法的价值目标,在我国,公司登记事项是形式审查,但形式审查模式并不排斥公信力。对于备案事项,从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视角出发,不必要通过国家干涉的方式对交易相对人进行过度保护,不应当赋予备案事项以公信力,而是可以通过信赖利益等方式进行保护。

论我国利益冲突交易的统一综合调整

对于利益冲突交易,《公司法》给出了以第21条为指引的“公平审查”和以第148条第1款第4项为指引的“公司自治”两种调整方式。以两条规范分别调整两类利益冲突交易的做法,造成了关联交易是否须经自治程序、自我交易是否须满足交易公平的裁判分歧,引发了对两类交易应区分调整抑或统一调整的理论争议。两类交易不存在本质区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董事、监事、高管之差异也无法推导出二者应区分调整的结论。故而,应以利益冲突交易的概念统摄两类交易类型,并予以统一调整。在此前提下,综合运用“公平审查”与“公司自治”两种方式。即以“公司自治优先,公平审查兜底”为原则,以识别规则、报告规则、决议规则与效力规则为规范群,构建规范体系。具体而言,通过识别规则,利益冲突交易被限定为公司控制者、董监高为交易相对人或与相对人存在关联关系、利益关系的交易;报告规则要求利益冲突方应及时向公司报告;决议规则要求公司法应授权公司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决议程序,及采用何种决议程序;效力规则要求增设交易不公平为交易效力的瑕疵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