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基因编辑罪中“情节严重”的教义学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将非法基因编辑行为单独设罪设刑,并且将“情节严重”作为本罪成立条件,但目前并未对“情节严重”作出明确规定,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也难以明晰本罪“情节严重”的内容。“情节严重”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应当是类构成要件复合体,因此,本罪中的“情节严重”应当具备行为要素、结果要素、主观要素以及其他概括性要素。

法益保护原则视阈下冒名顶替罪完成形态探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冒名顶替罪,但在司法实践中该罪名的适用仍处空白。法益是判断“着手”与既遂的核心,要区分本罪的各形态,就要先厘清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取得相应资格公正性。判断本罪基本犯的着手,要以目的行为“顶替”为基准;判断本罪组织、指使型犯罪的着手,关键在于对“组织、指使”的理解。“组织”就是通过招募、雇佣、纠集、引诱、介绍、强迫等手段,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冒名顶替他人三类资格的行为;“指使”就是教唆他人冒名顶替他人三类资格的行为。判断本罪是否既遂的关键在于认定本罪的性质,本罪的基本犯是行为犯,而本罪组织、指使型犯罪则是结果犯。

中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思想及当代镜鉴

中国古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政策中,“学校—宗族—社会”一体的教育体系起到了极大作用,尊礼奉法的思想融入未成年人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中国古代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遇上体现出“仁政”“恤幼”的思想,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判断未成年人的标准,在立法与司法中体现出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的原则。在建设当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时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保障司法独立,正确引导舆论;社会层面,应着力建设“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普法体系;个人层面,法官应重视对类案检索的使用等。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之刑事规制的困境及路径优化

我国现行法律明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因其妨害了我国的人口生育及其管理秩序,影响胎儿父母选择进而危及胎儿生命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胎儿性别失衡、引发社会乱象的产生;分析医疗领域相关的行政手段乏力和刑事规制实属空白的现状,借鉴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立法经验,我国刑法可增设“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同时明晰管辖权问题、在程序上配以适当的侦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