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末期地方州牧制度的重建与效果

在西汉武帝时,刺史职能仅限于监察。然随中央权力之扩张,刺史始在地方寻求更多利益。光武帝后,刺史获得军权和举荐官之权,且无需赴京师考评,监察权侵蚀行政权,表明中央权力的涣散。州牧废置反复,汉代州牧乃上古时期“想象”的地方最高长官,在多种危机集中爆发之际,灵帝通过州牧制度的重塑,希望强化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正当性与神圣性。然而,这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尽管灵帝并未计划将州牧制度变为常规,但由于急逝,州牧的再建产生相反的效果。州牧的建制并未解决问题,反而促成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说明应该制定更为稳定、可持续的政策来缓解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而非依赖临时措施来解决根本问题。

古典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东亚海域安全保障问题

历经百年,地政学研究见证了战争、竞争、和平,从静态的决定论到动态的博弈观,地理的"三位一体"要素为其研究基石。首先是地理因素。岛链是冷战后美国成功将太平洋内海化的标志。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沿岸同太平洋西部的位置重合,因此不愿眼看到同为海洋大国中国的崛起。为了维护领先的霸主地位,美国使用封锁的手段来打击中国。其次是科技因素。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使得美国无法打击和接近中国的沿岸地区。A2/AD战略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具备对抗美国、封锁中国的军事能力,使美国首次表示战略撤退的意向。

桃木至朗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评介

近年,海域史研究逐渐走出冷僻的"角落",登上"主流舞台"。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已然在这个领域取得不小的成绩,值得借鉴。桃木至朗主编的《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一书的问世代表该领域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该书既是一本可供初学者"登堂入室"的指引书,也是一本汇集诸多学者研究成果、让人拓宽研究视野的方法书。本文试图通过对该书的评介,使尚未阅读此书的学者对其有个初步的了解。

“正使”抑或“伪使”:16世纪中期的遣明使、倭寇与明、日通交的侧面考察

至今,中日学界对遣明使的研究已过百年,积累深厚。有趣的是,跨洋的外交团中有"伪使"的存在。从明朝的角度看,这些"使节"违背天朝规定,且多在海关"不通人情",难以获得认可;对日本而言,出师不利使盘算已久的经济筹划泡汤,诸方皆感沮丧。通过对使节出海的经纬、使团的构成、同倭寇的关联、背后势力的政治博弈等问题的考察能加深对16世纪中叶明日通交状况的理解。简而言之,明朝制定的国际秩序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逐渐显现变化。其次,日本的朝贡和交邻使节的派遣受到地方势力博弈的影响。再者,遣明使的构成使得其团体在商业利益期望值未获满足时会导致"身份"的转变。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成吉思汗与悲剧英雄源义经——兼论日本的领土扩张与民间传说

日本民间传说源义经并未自尽,而是通过虾夷之地进入满蒙,摇身一变为成吉思汗。一见之下,颇为荒谬,然其是非对错自有辩。大凡传说之事多有一定的精神与主义镶嵌其中。观其背景,别有意味。江户时期产生的"义经北行传说"乃幕府"关心"虾夷地的"产物"。明治时期诞生的"义经乃成吉思汗说",正是日本扩张领土与入侵大陆的风潮体现。

长崎译司的华语传承——以《唐通事心得》为中心的考察

唐通事是江户时代的汉语翻译。《唐通事心得》是数位通事在不同年份中相继撰写的心得文章,是后辈学习语言的基础文献之一,亦是为数不多传承至今仍存世的相关史料。解读该书八个"心得"后可更为深入地了解长崎唐通事的华语传承的细节。首先,唐通事的华语传承遇到重大危机。其次,唐通事的国家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一方面,他们具有"祖先记忆"的中华认同,但现实中又必须接受对日本社会的生活认同。产生这种差异化的认同和通事本身的阶层背景和职业紧密相关,而这又间接影响了华语的学习。

日本近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初建

明治十年代始,霍乱数度横行日本。内务省调整卫生行政,初建颇有成效,但疫情处理缓慢,警察介入协助处理。形成路径依赖后,内务省出现懒政思维,不愿探索更有预防性的措施。地方的防疫制度尽管逐渐完善,但因事权、财权不匹配,故效果不佳。东京所推出的卫生警察模式渐次渗透到地方上。卫生行政部门随时依据疫情发展和部门运作情况调整措施。在长与专斋的努力下,地方的卫生工会同警察、防疫基建工程协同运作,构成完备的防疫体系。

战前日本小学的德育教育——以美浓传教团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昭和初期,以学生拒绝参拜神社事件为导火索,引发日本各界对美浓传教团的围攻,其迫害运动从大垣市扩大到全国。教团事件不是因信仰差异造成,这从参与者包括日本各阶层人士就可见一斑。为了逃避后世的谴责,政客暗地里篡改历史文献,以期能够隐瞒这起官民协作迫害宗教人士的事件。系列迫害爆发的背景在于明治末至大正时期日本学校的德育教育中疯狂渗透着天皇制和国家神道。将国家主义、神道信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是麻痹了国民的政治认知,使精英、民众的焦点集中于宗教和民族问题,政府借此来缓解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官民疯狂崇拜天皇和神道是日本至今未能反省曾经对亚洲诸国犯下的历史罪行的根本原因之一。

壬辰战后的外交抉择:朝鲜与日本的议和交涉及东亚三国间的政治博弈

壬辰战后的日军撤退使得明朝与朝鲜必须尽快着手处理战后问题。尽管明朝有恩于朝鲜,但宣祖出于现实的考量,仍不欲他国驻军半岛。善后处置的矛盾使得明朝调整了东北亚的战略,亦使朝鲜与对马宗氏的交涉再启。同时,丰臣、德川鼎革的变化使家康亦希望尽快恢复交邻友好。在东亚三国相互的政治博弈中,朝鲜希望能避开由于同日本交涉而带来的猜疑和摩擦。故此,宣祖“被动”而又缓慢地推进同对马的交涉。在派遣“细作”获知日本的情报后,得知幕府并无侵略之意,朝鲜更为“心安”,采取谋定而后动的策略推进外交政策,确保在二国的夹缝中生存。

博弈与牺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点

江户初期,日本的海洋政策主要为"不干涉"三字,尽量避免卷入海外纠纷中。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承袭乃父家康之惯例,并有所巩固。至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亚洲大环境的动荡迫使其进一步闭关锁国,其海洋政策的特点为危机管理。在海洋与陆地、贸易与统治的选择中,幕府毅然地坚守国内的政治权益。其锁国政策显然有牺牲民间利益的一面。并且,江户幕府的海洋政策皆以德川氏的统治为先,忽视了国际间的交往与信任。

新时代视阈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探析——以上海理工大学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准地指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当前,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的局势需要新的宣讲。高校是理论教育的前沿阵地,“形式与政策”课程是承担新时代形势下政治理论宣讲的首选,但是,教学层面上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其效果。通过对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上海理工大学从不同维度探讨“形势与政策”课程,以期更精准地为高校学生阐释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没落与启示

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受到军国主义的打压而陷入沉寂。战后,法社会学的辩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法律解释的讨论加快了研究步伐,而对现代法问题的讨论使其迈向学术巅峰。然而,暗含的缺陷和社会矛盾的缓解使其到达“学术山顶”后迅速滑落谷底,至今未见起色。通过对学术辩论的梳理,可以看出其学科没落的主要原因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对日本国情的理解有误。尽管结果令人唏嘘,但从中亦能得到些许对中国特色法学发展的启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应当密切关注时代提出的问题;第二,法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第三,法学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

竞争情报让你的企业如虎添翼

竞争情报近几年在欧美开展得如火如荼,随着信息爆炸而水涨船高,并且反映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数据库大量增殖上.但是,在中国你却很难看到这种景象,中国企业从不认为CI代表的是竞争情报,而是将其当作是所谓的企业形象,中国企业对于竞争情报的理解也近乎零.那么,在欧美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个增长呢?

日本百年伊斯兰研究回溯

日本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兴趣肇始于明治初期。随着国力日渐强盛,日本遂萌生侵略他国的野心,其研究着眼点亦随政治而变。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昭和十年代（1935～1945）,第二个高峰期则在＂石油危机＂爆发后出现。两者都是应时代的某种需求而诞生,政治与经济意味浓厚。虽然依旧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束缚,但是战后的日本伊斯兰研究在方法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某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