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莉,从“葫芦丝公主”到音乐经济人

认识蒋莉，是在深圳宝安教育局举办的一次联欢晚会上。蒋莉以一曲《蓝色的香巴拉》葫芦丝曲，引起全场喝采，掌声经久不息!

桂西“三林”碑刻、状文一束

桂西“三林”碑刻、状文一束王熙远１９９２年２月７日至２２日，笔者趁寒假之便，到桂西北诸县一走，在田林、西林、隆林三县获得碑文８，状文４，共１２则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雍正至嘉庆年间的文字。“地近易核”，“时近迹真”。它们是研究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后的社会...

会党研究史料的新发现——谈广西田林县杨再江所藏天地会会簿

1985年,笔者到田林县浪平乡江垌村毛拜陀屯进行历史调查,在村民杨再江家所藏的书(竹夹)中翻到了一本封面字体狂草难辨的手抄本,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一看,见内有“扶明灭清”字样,插图十九页,诗约占1/3,啊,天地会海底!我喜不自胜。仔细考究。

广西瑶族丧葬中的文化学探源

本文以田野考察与前辈学者调查材料为依据 ,从文化学的视角 ,探讨了广西瑶族丧葬与巫术巫觋、风水墓向。

辛亥革命前广西会党活跃探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西会党斗争十分活跃,出现了“遍地皆洪党”的现象,它们的起义和斗争,爆发在辛亥革命前,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广西的深入开展,在广西人民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1904年10月孙中山在美洲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号召国民应从广西会党的胜利斗争中鼓起革命信心和吸取力量。这可以说是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辛亥革命前的广西会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广西为什么会出现如火如荼的会党斗争呢?以下谈谈个人管见。

太平军宰制曾广依定安屠城原因初探

一八六○年(清咸丰十年)春,石达开部宰制曾广依曾率部在西林县的定安乡集体屠杀过几千人。今岑氏宗祠后的后龙山下,离农械厂后面约百余米处的水泥电杆下,旁边有一棵李树的大约四分的田块,就是收埋当年惨遭杀害乡民的“众人坟”。据七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中参加开挖这块田的原定安大队党支书农周会说,他们在田里掘出了能装七、八挑水的大坛九十八个,内中盛满了人骨。起坛时,还掘起一块石碑。其碑文照录如下:

曾广依定安屠城原因初探

七十年代初期的大办农业运动中,广西田林定安曾挖出了九十八个大坛,每个坛中约装尸骨三至四具,共计有三千多人。同时还发现了一块石碑。碑名为《清故庚申罹害男妇老少众墓》碑文内容:“咸丰十年,发匪屠城,男妇老少□□□众。当时权收浅埋。

广西瑶族丧葬与宗教文化探源

本文以调查材料为依据，探讨广西瑶族丧葬与灵魂观念、巫术巫觋、风水基向、葬法葬式、佛道二教的文化关系。

强化自身建设 服务经济发展——河南省新乡市审计局创新发展纪实

近年来．河南省新乡市审计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审计工作．转变作风．更新观念，明确思路．创新方法．树立和坚持审计就是服务的新理念，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提升审计工作水平和审计服务质量．走出了一条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各企事业单位提供审计监督服务的成功之路。

反映清雍、乾以后桂西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几块碑刻史料

反映清雍、乾以后桂西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几块碑刻史料王熙远１９９２年２月７日至２２日，笔者到桂西北部壮族山区进行历史调查，在凌云、乐业、田林、西林、隆林等地查阅县志，考察碑文，发现几块颇有价值的碑刻，它们是：１．雍正五年刻，现存田林县那比乡六邦屯的《...

一块反映壮族地区土流赋税之争的石碑

我于1985年8月3日到广西西林县进行社会历史调究,在该县定安镇大院内厨房门口水沟上发现清朝嘉庆十八年二月立的《奉宪严禁积弊告示》碑。碑长120厘米,宽68厘米,厚11厘米。碑的内容主要反映当时桂西壮族地区士流赋税之争的情况,对研究清王朝与桂西壮族当时的土官及其后裔成员的矛盾与斗争,亦有参考价值。下为抄录的石碑全文及其对碑文的初步分析。

我的毛拜陀二十年

我的毛拜陀当我的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我写桂西文化圈、田林文化圈、浪平文化圈的时候,我选择写一个我认为应该写的文化点,那就是我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毛拜陀。因为这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尽管这个地方现在仍然很穷,但它在精神上给我的东西很多,比如为人处世的原则,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斗志,与人为善的宽容,自强不息的韧劲等。尤其是我的学术研究是从这里起步的。我大舅杨再江就是毛拜陀人。

名城配名刊——以282期为例谈改版后的《南方文学》

桂林是一个世界性名城,它应有一个与之文化与审美都匹配的文学刊物,改版后的《南方文学》,以自身设计的高,内容选择的大,项目归类的上,以及图文并茂的美,赢得读者的喜爱,我觉得她配得上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一是内容选择上具有了国际视野。作家群体里,阅历丰富的和生活在境外的开始有意识地呈现在刊物里,甚至在开篇和压轴,这在世界一体化的当下,扩大刊物纳稿的视野。

如果有来生

“如果有来生,我变苍蝇也要变只公的。”这是10多年前,在桂西那间水泥砖水泥瓦的平房小屋中一位女宾在参与我与妻的结婚“糖宴”上说的。此语惊笑四座,妻子笑得肚疼,一杯正欲端给老校长的热茶也荡洒一地。步出高校门坎刚一年的我们,还没有体会到它的沉重与艰辛,觉得它只是幽默好笑而已。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今天我与妻回味起这句话时,心情沉重得再也笑不出声来。每当夜深人静,妻拖完地板,拧干抹布。用疲劳的手捶着酸痛的腰,对刚披星戴月从办公室回来的我,说10多年前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