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物体系与物的心声:论冰心的写物诗

在早期中国新诗的诗学格局中,思想之新与诗歌之美是诗人们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困难在于二者常常被视为一组矛盾。而冰心却以她所创造的“思想—事物”的写物结构给出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就象征形式而言,与胡适等人诗歌中所展现的私人化象征相比,冰心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诗学并非狭义的象征主义模式,而是试图创建一套关于时代新思潮的具有公共性的“物体系”。这一形式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客观上却影响巨大。冰心诗歌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听觉”形式,即从无言的事物身上听到话语。这一形式是冰心诗歌在其时代中十分特殊的一项特质,它来源于泰戈尔、渊源于印度思想及《圣经》、卢梭等西方思想,由此首次在中国新诗中塑造出一种倾听“自然—神—真理”的“形而上的品格”,具有重要的开创性。

绿色信贷政策能实现碳排放效率提升吗?——基于技术进步与要素结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实现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绿色信贷政策背景,通过SBM超效率模型测算2008—2018年我国各省市碳排放效率,并构建技术进步与要素结构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与要素结构的优化,并以此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水平愈发达、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强的地区,这一现象愈发显著。

自我与身体:郭沫若早期写物诗的“抒情”与“物质性”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写物模式:以《梅花树下醉歌》为代表的“抒情写物诗”模式和以散文诗《女尸》为代表的“身体书写”模式。前者表面上引用英国浪漫派写物诗的形式,却因为“抒情”因素极端化而忽略了物象的物质性因素,物象直接成为象征、表达情感,这背后是郭沫若“唯我论”的诗人主体。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郭沫若对雪莱诗学及浪漫主义诗歌的误读。后者则是受到日本现代文学和自身“解剖室”经验的影响,形成的恶美和精细化等特征,背后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另一种强调“认知”的诗人主体。这两种模式既创造了早期新诗在胡适以外的写物范式,也对新诗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布达拉山脚之后——论作为诗歌的《冈底斯的诱惑》

本文首先从"元诗"角度讨论了诗与小说的同一性,接着对马原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末尾的两首诗进行了详尽的解读,认为这两首诗展现了马原对"如何面对和处理生活经验"这一问题的思考,并认为小说《冈底斯的诱惑》用故事构成了庞大的象征体系,是一首巨大的元诗,小说展现出的对"写作"本身的思考已经让它逾越了小说、诗歌的界限,沉淀为一种对文学、艺术本体的关照。

“表达之难”与“瞬间的光”:胡适写物诗初探

胡适的诗学观念大致上由“言之有物”与“讲求白话”两条主要线索构成,而《尝试集》中最能体现其诗学构想的作品是频繁出现的“写物诗”。不同于此前《旧诗存稿》中《电车词》对“新物”的关注,《尝试集》中的写物诗表面上所书写的对象大都是古已有之的日常事物,甚至是古典诗词反复书写的“古典物”,这里暗含着一种从旧事物中发掘新诗意的意识,但大部分情况下他又未能发现新的物我关系,诗歌停留在对“表达之难”的呈现。只在少数几首诗对“瞬间的光”的书写中,展现出了一种现代主体性,一方面他对事物的易逝有着现代人特有的敏感,另一方面他又在“历史的黑夜”中建构了“内心的光线”。

化身、幻境与死亡:论诗人遭遇世界的三种方式 解读《王道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

一 1967年，国际通信卫星首次连起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盛产诗歌、戏剧和音乐的英国，为这场全球联播节目奉上的当然不是王室的演讲，但也不是某段莎士比亚或乔叟，更不是卓别林，甚至也不是霍尔斯特，而是披头士。同年，《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的发行为披头士的音乐历程创造了真正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