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关系营销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关系质量的中介效应与动机归因的调节效应

如何通过关系营销激发顾客公民行为,是民宿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归因理论,以关系质量(信任和互惠)为中介变量,动机归因(利己与利他)为调节变量,探索民宿关系营销(信息沟通、人情投资)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Credamo平台收集322名民宿顾客的数据,结果表明,1)民宿情境中的顾客公民行为由帮助行为和容忍行为2个维度构成;2)民宿的关系营销对关系质量和顾客公民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关系质量在关系营销和帮助行为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4)动机归因在关系营销对容忍行为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在实践上拓宽了关系营销理论的旅游应用场景,有助于民宿维护好主客关系并激发顾客公民行为,为民宿旅游服务及产品开发提供参考。

生态型城市旅游综合体土地利用时空演化机制研究——以西溪湿地为例

探索生态型城市旅游综合体的土地利用演变规律,可为提升城市生态空间服务效能和推进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及决策支撑。文章以浙江省杭州市西溪湿地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分析生态型城市旅游综合体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及动态过程,并援引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探索其演化机制。分析表明,西溪湿地生态型城市旅游综合体呈现出旅游景观及配套服务用地、高端居住、商业服务业及交通用地持续扩张,农业、工业及村居用地持续缩减直至基本消失的时序特征,依次经历了“轴向蔓延”“核心-边缘”和“圈层+扇形”的用地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从复杂适应性系统视角看,上述演变过程的形成是多阶段、多主体在特定城市发展导向下适应性地构建土地利用行动网络,促成所在地域空间定向转型的结果。文章认为,为促成生态型城市旅游综合体建设发展过程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正和博弈,应在健全刚性生态约束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化地挖掘优质生态资源及其所处自然、人文环境的休闲服务价值。

COVID-19影响下中国城市群国庆假期出行网络时空变化——基于2019年和2021年百度迁徙大数据

新冠疫情影响城市居民出行行为和城市群城际出行网络,而现有研究较少探究疫情背景下城市群出行网络的时空变化。该文以国内7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对疫情前后(2019年、2021年)国庆假期城市群城际出行流的层级结构、规模体量以及动态格局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疫情改变了城市群城际出行流规模与时间分布,2021年国庆期间城际出行流总量比2019年下降64%,出行态势演变至“C”形和随日期递减至平稳两种类型;②城市群外部与内部出行网络存在多核发散、双核驱动和单核辐射3种模式,疫情后出行流更趋低值化、省域化,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居民出行的约束增强;③城市群对外首位联系数量占比高于对内首位联系,联系强度反之,表明疫情后城市群内外首位联系格局的“近邻效应”愈发增强,对外首位联系格局大幅度向省内或邻省收缩;④人均GDP与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对出行网络的时空变化具有显著影响,表明疫情后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韧性较高,出行流规模较大,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行政等级和旅游资源丰度对城市的流入规模影响不显著,高铁和公路客运量对城市的流入规模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主要由疫情防控期间短、中距离出行的选择偏好所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评价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的评价,分析内蒙古乡村旅游所处的发展阶段,为内蒙古乡村旅游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建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得出2021年内蒙古5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障碍因素。选取的5个村落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排名依次为富强村、林俗村、边墙村、大孤山村和车家窝堡村。内蒙古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综合发展水平处在中等偏下的位置,5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落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得分为0.333,富强村、林俗村高于平均水平。通过障碍度诊断模型的分析得出,制约内蒙古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有旅游模式同质化、缺乏本土特色产业支撑、文旅融合程度低、旅游专业人员缺乏等。因此,需要不断挖掘旅游资源、创新旅游模式、结合本土文化打造乡土品牌和旅游人才培养,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水平。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区域旅游规划:理念、功能与发展趋向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国家五大建设任务之一,区域旅游规划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文章从生态文明理念重新审视中国旅游规划发展历程,挖掘各时期旅游规划理念、方法和技术中蕴含的生态文明理念。然后,重点论述了当前区域旅游规划在贯彻实施优化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促进资源节约、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科技支撑作用。最后,对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区域旅游规划发展的新要求和新趋势进行了讨论。

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中国公共服务资源需求与空间配置格局

该文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预测为基础,测算了2016-2030年中国及各省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与文化体育四方面的公共服务资源缺口数、配置增量及其时空分布,结果得出:1)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全国及各省区阶段性公共服务(学前、小学、初中教育和妇幼保健公共服务)资源需求量增长高峰期分别为2019-2021年、2022-2027年、2028-2030年、2016-2021年,贯穿一生的公共服务资源五年期累积增量高峰期为2016-2020年;2)公共服务资源的总缺口数分布与人口总量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广东、山东、河南等8个人口基数和增长规模均较大的省份总缺口数最大,而配置压力的分布格局与公共服务人均现状水平格局有关,因而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等现状水平较高的省市配置压力最大,配置量年均增长率介于10.46%~13.2%之间;3)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需要重点关注高强度型和阶段性高增长型两类省区,其中山东、江苏、湖北、浙江、安徽、山西、辽宁、黑龙江8省阶段性和长期性配置强度都较高,而北京、吉林、上海、内蒙古、天津、甘肃、宁夏、青海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出阶段性猛增的现象;4)2016-2030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5年期累积增量的省际差异有扩大趋势,说明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给未来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带来了新的压力。最后,该文基于研究结果,为未来15年全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优化布局提供了政策建议。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利用扩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生态空间是城市群人居环境的重要保障,探析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利用扩展的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城市群功能、构建均衡共享的生态空间游憩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从数量和面积两方面分析其在1990—2017年间区域内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动态扩展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数量扩展方面具有“由少数点向内、外同时扩展→由外向内部分填充”的特征;(2)生态空间游憩利用规模扩展表现出“少数规模较大的孤点→边缘区和建成区内部同时扩展→中心填充”的空间特征;(3)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空间扩展主要受人口增长、城镇化发展、休闲旅游需求变化、区域生态空间治理政策和城市群规划理念的综合影响。本研究总结了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利用扩展规律和成因,启示城市群要通过生态空间治理政策与整体规划的优化推动全域生态空间游憩利用,并注重生态游憩空间配置与人口和城镇化发展、休闲旅游需求变化相协调。

旅游信息价值维度及模型研究

旅游信息价值研究是旅游科学适应旅游业信息化快速趋势的必要课题,其构成及其感知差异研究,可以丰富旅游信息科学的研究内容,对于优化旅游企业与目的地的信息设计、传播与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文章设计通用性的旅游信息价值测量指标,通过两轮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得出旅游信息价值的二阶双因素模型为最优模型。两个二阶因素分别是功能价值和体验价值,前者包括风险规避价值、实用价值,后者包括享乐价值、社交价值和自我实现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旅游者信息价值构成维度的重要性程度与人群感知差异,发现功能价值的感知重要性略高于体验价值,而且,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月收入均会导致相应的价值维度的感知重要性存在分异。在营销实践中,不仅要统筹发展旅游信息多样化功能,提升旅游信息总体感知价值,还要注意旅游信息价值的分级、分类管理,提高营销效率。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供需匹配性评价与成因分析——基于改进的两步移动搜寻法

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生态空间的游憩服务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揭示生态空间游憩服务供需匹配性格局及其成因,对于优化城市群公共游憩空间布局、提升居民福祉至关重要。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寻法对区域内生态空间游憩服务的供需匹配性格局进行评价,并综合分析其成因。研究结果得出:(1)研究区生态空间游憩服务供需匹配性分布特征表现出边缘--核心的圈层式结构,边缘区供需比高于核心区;(2)生态空间游憩服务供需匹配性分布的空间不公平性较大;(3)供需匹配性格局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海拔、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人文因素包括人口密度、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格局、规划与政策。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造就了环境不公平性的现状,核心区生态游憩服务供给不足,人居环境质量较低。城市群景观生态结构优化应注重进行生态修复,优化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未来新城新区建设时应借鉴生态城市建设理念,实现生态游憩空间与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协调发展。

自我一致性对旅游目的地忠诚的作用机理研究——以韶山为例

自我一致性描述了产品象征价值表征对消费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是旅游目的地进行"非功用性定位"的重要理论基础。以自我一致性作为旅游目的地忠诚形成机理的逻辑起点,引入功能一致性作为中介变量,游客涉入和旅游经验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概念模型。使用问卷工具在韶山获得基础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分析得到结果:第一,自我一致性对功能一致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自我一致性通过功能一致性对旅游目的地忠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自我一致性未能对旅游目的地忠诚产生直接效应;第四,旅游经验和游客涉入的调节效应未得到证实。实证结果提示营销管理者除关注旅游目的地的功能属性之外,还应高度重视象征性形象(如品牌个性)的塑造和传播。

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的分布、类型与优化布局

休闲农业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成为乡村地理与旅游地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是休闲农业的龙头,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等方面具有明显示范效应。利用我国960家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归纳等方法,分析了全国尺度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尺度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空间分布及其类型结构。结果表明:1)在分布模式上,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主要依托城市呈集聚型分布;2)在分布格局上,每个区域内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分布都存在明显的集聚区,在全国尺度上,这些集聚区在区域间具有连绵成片、形成大集聚带(区)的趋势;3)各区域间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的开发主体结构、主导功能类型的构成比例没有明显差异,但资源依托和区位选择的类型构成比例存在区域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在东部地区依托城市人口打造休闲农业集聚带、提高中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集聚度、加强西部和东北地区部分省区休闲农业开发力度、围绕风景名胜打造休闲农业集聚区等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同时,还提出了四大区域内国家级休闲农业园区类型结构的优化建议和发展方向。

世园会筹备对西安市生态足迹的影响

通过新增环境污染消费账户,改进了生态足迹模型,对西安市1999—2009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并以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申报成功前一年(2006年)为节点,分别计算了世园会申报成功前后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的变化,然后利用文本分析法整理出节事筹备前后城市生态实践的基本框架及其积极后果,从而验证了这种生态足迹变动与世园会筹备的逻辑关联,进而得出分析结果:①西安市人均生态足迹由1999年的0.7819hm2/人,上升到2009年的1.6293hm2/人;其中1999—2005年生态足迹年平均增长率为12.39%,2006—2009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84%,表明世园会筹备对西安人均生态足迹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世园会筹备对水域生态足迹、草地生态足迹、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有积极影响,对建设用地生态足迹、耕地生态足迹影响不明显,而对林地生态足迹却有消极的影响。②1999—2005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78%,2006—2009年均增长率为3%,表明世园会筹办对生态承载力提升有积极影响。③1999—2005年,人均生态赤字年均增长率为22.65%;2006—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56%,下降明显,表明世园会筹办对西安生态赤字降低有积极影响。④西安世园会对城市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应是:生态城市建设目标—节事申办投标—节事筹备—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加强—生态足迹降低。

过去2200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时空过程与格局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既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研究是行政区划史的基础,复原和分析历史上长时段政区演变的全过程,是探索地方行政制度变迁规律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支撑。从历代正史地理志等原始史料出发,梳理了过去2200余年(221 BC—2021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长时段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变动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的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变化很平稳,唐代与清代是增设县数量较多的朝代,达到两个历史峰值。明清尤其近代以来,增量持续增加,体现了边疆开发与县制扩展的历史进程。②历史时期统县政区的管辖幅度(辖县数量)主要呈不断缩小的趋势,由秦代统县政区平均辖县21.3个下降到2021年的8.5个。③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的设置呈空间扩展趋势,西晋、辽宋金等时期亦有局部向内收缩。历代县的设置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起点逐渐向外扩展,各区域内部的县级政区的分布密度亦持续增加。④黄河中下游地区(今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长期为县级政区分布高密度区,成都平原、关中盆地及山西汾河流域等地的县级政区分布密度也较高。⑤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变动幅度都大约为3°,均位于当前中国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历代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变化具有显著的地理意义,基本上与历史时期人口/经济重心的迁移过程相吻合。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30年:进展、启示与展望

行政区划是国家进行地方行政管理的基础单元,行政区划调整则关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抓手,对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产生长期影响。论文对近30年来(1992—2022年)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历史考证、模式类型、成效评估、影响因素和国内外对比等方面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相关进展。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设置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方向,相关研究与国家政策联系密切,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会激发和拓展行政区划的研究,反过来研究成果又会推动区划政策的完善发展;行政区划研究经久不衰,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兼跨多个学科;发达国家行政区划实践经验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无法照搬到国内,中国行政区划研究要结合国情,辩证吸收,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调整道路。在推进国家行政区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评估论证,增强科学性与合理性;注重发挥多学科优势,丰富和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充分利用好行政区划手段,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以全面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生态游憩空间是城市居民福祉的重要保障。在大都市区宜居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居民游憩活动区域化的背景下,研究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统筹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特征、时空演化和关联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时空演化模式经历“中心城区集聚-山区集聚-环中心城区扩展”3个阶段,整体格局从“单核集聚”逐渐向“单核多中心”“域面连绵”演化,形成了中心城区和平原区新城新区集聚、山区低密度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态势;(2)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重心变化沿东北-东南走向移动,分布格局演化经历了先扩散后集中的过程,东西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极化效应更突出,而南北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分布相对均衡且具有多中心特征;(3)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与高程、水系、交通、生态空间有依存关系,而人口需求和规划政策驱动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和扩展。本研究启示大都市区从区域整体性视角进一步统筹生态游憩空间建设和布局,优化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推进城市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和居民福祉提升。

中国境外国家(地区)稀土供应链韧性评估——以钕铁硼永磁体为例

【目的】稀土是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清洁能源技术等战略性行业的关键矿产。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稀土供应链重构进程,使得中国稀土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基于供应链韧性视角探究境外国家(地区)稀土供应链韧性的演变过程和趋势,并据此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方法】本文构建了一套稀土供应链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敏捷性、稳健性和依赖度3个维度;并以钕铁硼永磁体为例,综合运用事件序列分析、半结构化访谈、网络仿真等方法评估了境外国家(地区)的稀土供应链韧性。【结果】(1)“稀土危机”之后,境外国家(地区)的稀土供应链敏捷性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包括稀土新矿开采量增加、回收率提升、替代量和重稀土应用量减少等;(2)境外国家(地区)的稀土供应链稳健性整体上出现下降,境外国家(地区)对中国稀土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呈现从中上游往下游转移的趋势;(3)总体而言,虽然中国出口仍然是影响境外国家(地区)的稀土供应链稳健性的关键因素,但是其影响力度有下降的趋势。【结论】中国应当在持续推动稀土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嵌入全球稀土供应链网络等方式参与全球稀土供应链治理。同时,中国应当模拟境外国家(地区)与中国稀土供应链脱钩的可能情景,尽早制定国际博弈与合作方案。

基于文本挖掘的城市旅游社区形象感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旅游社区是承载多元文化、彰显城市魅力的空间载体,是城市旅游特色目的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点评客观地记录了游客对旅游地的感受,为城市旅游社区形象感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运用文本挖掘法对旅游者发表在百度旅游、携程旅行网等有关北京市典型城市旅游社区的点评进行质性研究。通过分析国内旅游者对南锣鼓巷地区、798艺术区、三里屯、什刹海、大栅栏地区等5个旅游社区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感知,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旅游社区认知形象要素可归纳为建筑类、饮食类、文化类、相关地名、(适游)群体、业态等6个群组;(2)各旅游社区情感意象各有特点,体现出一种对认知形象的延伸,但总体而言,文化和氛围类的情感意象较为突出;(3)旅游者对旅游社区的情感态度以喜欢和肯定为主,但在文化理解和感受等方面,各旅游社区存在差异;(4)旅游社区的类型可归纳为历史文化型、现代文化型、综合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生态学等的交叉研究领域。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全面分析,界定了城市生态空间的概念,总结了国内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和局限,指出国外研究在城市生态空间对居民福祉作用与机理,生态空间感知、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生态空间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及其机理,生态空间治理方法与原理,公平理念指引下生态空间格局及其优化等5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空间分析、心理感知与社会调查等多方法的应用。基于国内研究局限,借鉴国外研究进展,提出中国城市生态空间应以居民福祉为核心,重视加强社会—生态空间的交互关系与机理研究,推进生态空间格局公平性及其规划模式研究,加强城市生态空间的空间治理与优化调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融入人文—经济地理研究思想及其综合方法。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因素

生态游憩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群居民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品质要求的提高,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区域组织成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游憩空间并对其进行空间解译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异特征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其与人文、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关系,揭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结果显示:①各城市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的空间分异明显,反映了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缺少有效的区域统筹。②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但四者的集聚导向存在差异。③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④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反,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存在供需空间错位矛盾。

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京津冀区域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区域410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以武艺武术项目为主;在市域尺度,北京市、天津市、沧州市、保定市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京津冀其他城市来说资源优势较为明显,唐山市、衡水市、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缺乏;从区域尺度来看,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分布数量较多,西北部地区分布数量最少;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模式为凝聚型;形成了分别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高密度圈以及以沧州市、邢台市-邯郸市、石家庄市为核心的低密度圈;地理区位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重要因素。结果可为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借鉴,进而为京津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