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关联度研究——以陕西省1993—2017年数据为例

文章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预测模型,测算陕西1993—2017年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度,并预测5年后陕西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数据及灰色关联度,得出以下结论:(1)从消费结构的历史演变看,陕西农村居民的消费已从生存型消费为主向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为主转变;(2)从不同收入阶段和收入来源看,不同的收入阶段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和消费项目的带动效应不同,在不同收入来源中陕西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3)从消费结构的历史轨迹和未来预测看,体现了消费升级的演进趋势,未来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消费将成为陕西农村居民新的消费增长点。最后,从筑牢消费根基、制定差异化的消费支持政策、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等三个维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困境与治理之道——基于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度协调、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等三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发展有着极大意义,但因组织内成员异质性引起的利益背离问题、产权问题、成员权问题以及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混同问题造成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面临着制度困境。实现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转型升级,应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实现公共职能和经济职能分离;规范成员权,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稳定;认可组织权,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

内生增长模型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内生增长理论出发,以陕西省1978—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对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以科教文卫经费的支出代替,人力资本存量以人均邮电业务量、每万人医生数和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来替代,采用OLS最小二乘估计,进行计量检验。得出结论:科教文卫的投入、人均邮电业务量、每万人医生数对农民收入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有利于地区发展能力提升的人力资本因素能极大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地“三权分置”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虽然土地确权以及'三权分置'在实施中产生了矛盾和悖论,但不能因此否定农地'三权分置'在激活农村要素市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着集体所有权的'虚化'、成员资格(权)的难以确立、法人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但农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村庄治理上的作用先天性地注解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地产权细分操作主体、交易秩序的维护者和利益再分配者的角色。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围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两个抓手,实现二者有机统一。作为改革的对象和实施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是重要一环,为此,应在实化集体所有权、进行土地合作机制下的股份制改造、确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主体地位等方面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

农业专业化分工:研究进展与述评

从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意义和作用、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农民经济组织的演进、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抑制因素、农业专业化分工的非经济性问题四个方面对既有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文献总结的基础上,从丰富和完善"现象总结-理论探讨-实证检验"的研究体系出发,认为现有农业专业化分工研究大多停留在前两个阶段,缺乏对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检验验证,而且较少从农户微观层面进行农业专业化分工研究。为此,对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后续研究提出了展望,认为出于对农业专业化分工理论的验证并拓展研究范围,应从农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和测算,分析影响农户进行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因素,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民经济组织演进间的关系和作用,对解决农业专业化分工的非经济性问题方面展开分析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农民合作思想研究——兼论对我国农民合作的启示

本文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合作思想,马克思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及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了小农消亡的命运,认为土地国有化下农民联合的规模生产将是农业生产的未来,但马克思没有提出具体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农民合作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合作社的设想,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农民合作社既能使农民免于剥削贫困,又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共荣,结合农民合作的实践及合理科学设想,指出农民合作社应在自愿互助、示范带动、国家帮助的原则下推进。最后,本文在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合作思想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实践,揭示其对我国当下农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启示,即开展农民合作应在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一致的规律基础上,实现"四化"协同发展,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引领作用,加强合作社的建设和治理。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函数模型进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根据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得出如下结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波动,其增长年均值为8.59%;技术进步变化率是其主要推动因素,而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率和规模效率变化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仍较小。此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变异系数来看,华南地区农业TFP增长率波动对全国农业TFP增长率影响较大;分区域来看,华东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规模效率变化率波动影响最大,华南地区农业TFP受配置效率变化率波动影响最大,以上两方面构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笔者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年~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8%;从全国来看,技术进步率对我国及东部、西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而对中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作用最大的是纯技术效率;东部、中部和西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依次递增;从1997年以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利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城镇化率、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占比提高则对其有制约作用。改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

贵州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模式、问题及对策

在当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时代下,农业,尤其是特色农业走产业化经营也是大势所向。文章总结了贵州特色农业经营的几个主要模式,指出了贵州在特色农业产业化道路上所遇到的资金、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组织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服务设施建设、加强组织引导和管理等建议。

农业分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从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生产迂回程度、农业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农业分工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95-2016年的时序数据进行处理,测算出中国历年农业生产的分工指数,进而利用OLS对农业分工指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长期稳定关系。为了更深入地探析农业分工与农民增收的互动作用,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增收显著促进农业分工,同时农业分工水平提高也能促进农民增收。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专业化分工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一个分析框架

建立一个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回答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理论问题和演变发展,认为农业专业化分工应建立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并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分工协作。其中,以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户间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理论可行性,以逻辑演绎分析了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演变发展,比较分析了市场、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专业化分工中的交易协调机制,认为建立在合作与信任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更能充分发挥作用。指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专业化分工两难选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克服。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农地产权改革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两个理论体系,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式、终极目标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除了价值立场上的本质性差异不可调和外,两者在具体的产权实践中也有着互相借鉴的地方。为此,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改革中,应做到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相结合、产权的公平与效率相结合、产权的多样与稳定相结合。在进行产权比较和启示的基础上,对我国农地产权改革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农地所有权统一于集体,细化承包权、经营权、流转权,建立成员权下农地承包权的可继承制。在农地征用、流转经营中,要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农地所产生的集体公共利益应用于集体公共服务。以法律形式规范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以制度创新发展农地产权的多样性。

共享经济:分工高度发展的路径追寻

共享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源于市场交换,本质是权利共享下的利益互惠。共享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波动、降低交易成本、节约资源、实现共富等方面有着极大作用。从分工协作的角度分析了共享经济与分工间的作用机制,认为共享经济是分工走向协作的高级形态和路径。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应从改善分工、提高交换能力、完善交换方式和转变调控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

中国农业生产绩效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形势下,农业生产绩效的提升是否有益于农业生态的改善?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该文利用中国31个省(区)2000—2014年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绩效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考察两者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呈现显著的双门槛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发现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着负向非线性影响效应,表现出先梯度降低再增加的走势;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但表现出先增加、继之降低、再增加的倒"N"型走势;西部地区表现出先增加再梯度降低的趋势。因此,根据农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及集聚发展的专业化水平,推广益生态且经济的农业技术,加大农业生态环保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绩效的绿色农业道路是我国实现农业转型的落脚点。

基于生态贫困视角下的生态益贫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部六省2003—20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面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从生态贫困视角分析农民经济贫困的生态影响因素,以西部六省的面板数据为例,从气候贫困、水贫困、地质贫困和生物贫困等四个维度,构建生态贫困的指标变量,建立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的半对数模型,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农作物受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森林覆盖率和湿地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而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用水量、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耕地面积、自然保护区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据此,可以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从经济联系与中心职能强度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修正引力模型和中心职能强度模型实证分析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合作示范区四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以及各城市在区域内的引领作用大小,发现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市综合实力中三门峡市目前的综合实力最高,渭南市紧随其后;从省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来看,渭南市与三门峡市两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但也难掩省际“边界效应”影响,因为同属山西省的运城和临汾两市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从各城市在区域内的中心职能强度来看,渭南市因其地理区位优势、良好的经济发展均衡度以及人力资源禀赋等有利因素加持,渭南市在区域内的发展潜力最大,中心引领作用将得到进一步显现。

我国农业区域专业化实证分析

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产业集聚理论,选取我国26省1995年—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LQ指数和RCA指数的测算方法对各省农业的地区专业化进行研究,发现:(1)我国农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在承载就业和供给农产品上占有很大比重;(2)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历年的LQ指数和RCA指数对应标准差异指数的动态变动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在农业从业人员的转移就业上消化吸纳作用较强,而且三个地区在吸纳农业从业人员转移就业上的差异还在不断扩大;(3)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历年的RCA指数都呈扩大的趋势,但西部地区年均增速最快,说明西部地区农业在创造农业产值上的作用逐渐显现。基于以上结论,认为应制定规划,建立农业主产功能专业化分区;制定政策,建立中央层面的省际农业补贴机制;地区间的专业化与地区内的多样化相统一;培育农业专业化的多种类型和多种主体;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机制与路径分析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于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农民增收有着极大的意义和作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本质是产业间分工协作的关系,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涵、机制和路径都可以从分工协作的角度进行解释。同时,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应注意农业、农民的主体地位,信息化建设、分工协作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基于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案例研究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分工矛盾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分工作为“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发挥着纽带作用,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可以归结为分工矛盾。当前我国面临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也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分工矛盾引起的,分工的固化导致了协调机制矛盾、供需矛盾、劳动力结构矛盾、政策僵化的矛盾,这些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外因。运用部类分析方法,建立两部类的分工模型,指出分工矛盾产生的内在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产业政策等。为解决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应建立政府、企业、市场的良性协调机制,实现供给端分工的适应性发展,提高社会分工质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