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与传统经典的融合——中国音乐剧的生存与发展

对话与争鸣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文化的交融也在提速。近年来，各种带有“转基因”的文化现象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听觉。有的如流星一闪而过；有的则在顽强地扎根、蔓延。

勿以艺术教育绑架审美教育

在当前的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艺术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混用,由此导致以艺术教育绑架审美教育,从而引发含混与偏移,亟需引起重视并加以厘清。这既是理论工作的责任,也是美育实践的需要。

“癸卯学制”与美学课在中国的最初确认和布局

中国人对美学的自觉与进行美学课程的设计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美学"这个汉语词汇虽在明清之际就由传教士高一志(Alfonse Vagoni)提出来了,但其含义有些类似于"良知",1875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确实使用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学"概念,但却被历史悬置,给人们对美学的学科自觉没能带来有效性。20多年后的1897年,美学一词虽由梁启超以一本日译书的书名提出,但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美学则是伴随着现代教育的需要被确认的。中国现代美学教育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经历两个阶段,即先是以"癸卯学制"中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为标志,在"建筑学门"中作为"补助课"被设置,但这种设计还不够科学和合理;二是以王国维的《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为标志,在中国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中给美学课程以独立的身份和较为科学合理的布局,但美学课程走出设计,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教学事件大概还是在这以后的事情。

从文学主体论到主体间性与审美意识形态论——遥望五四传统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文论历史,始终在进行文学的启蒙。文学启蒙的重要维度依然是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遥望曾间断的五四文学传统、重拾文学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所做的努力。文学主体论是在"文学是人学"-"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间性"的逻辑构架中确立和进展的。这一历史逻辑中有两个最主要的理论取向:一是文学的主体间性;二是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主体论在接受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思想背景中建构着主体间性文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文论在吸收主体论文论主张中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创新点在于"审美"概念的介入,承认文学的审美属性并在文论中概念化,给新时期中国文论注入了活力,也更接近文学艺术的真理。改革开放40年文论史给当下和未来提供的启示主要有三:一是理性和历史地守望主体论;二是将文论作为整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三是调适理论成果在历史本体的逻辑中具有现实合理性。

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2012年9月2日--5日在长春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土耳其、中国台湾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吉林省作协和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美学家及美学学者近百人参加了大会。《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艺术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师大学报》等学术刊物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会议。

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中国学科美学发生的考察与反思

应对当下美学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是返回中国美学发生的原点。中国20世纪美学的核心线索是引进、消化和本土化西方的学科美学,中国学科美学的发生是由少数文化先驱和精英与名声不显的多数美学工作者和关心者共同推动的,是从多种渠道引进的,其中包括在东亚背景下中日文化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动因。同样,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真实情况表明它的命名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应该用最终的"定名"来歧视历史上的其它命名。

论儒家的救世精神

儒家思想建立在一元论世界模式之中，将宇宙的时间与空间的各个部分视为一个有机系统，因而这个宇宙整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出现无序的情况都将会影响到这个整体的状态，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推动着历史主体积极参与明道救世的历史进程。儒家的救世精神是入世的，又是超越的，是一种以神圣的生命反响为目标的内在超越。

中庸传统与周作人的文化选择——两种文化之间的灵魂困境

周作人在思想上既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又是对传统的中庸之道颇为信奉的人。由于他思想深处的个人本位主义及其与此相关的卑怯的灵魂，使得他所理解的“中庸”是一种迷失了价值尺度的中庸之道，他所坚持的“恕”的观念成为不分是非善恶的人生态度，进而使他从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先觉者堕落为一个汉奸文人。周作人给后人留下的遗憾说到底是他的文化选择的遗憾，其关键不在于他对儒家的中庸之道信奉，而在于他思想中的个人本位主义及其卑怯的灵魂。

美学与哲学的混淆——Aesthetica的歧路

尽管鲍姆加登给自己提出的"Aesthetica"(美学)做出的解释就已经偏离了方向,但他在学科起点上的直觉和判断却是基本准确的,即美学仅仅是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它的目标是感性的完善;在人们的印象中,仿佛美学的学科独立已不是问题,但实际上西方哲学和美学界的主流声音依然认为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各种反思,但思想动摇,并未在认识上实现美学从哲学的藩篱中突围;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根据并不充分;美学的启蒙及其学科的彻底独立,就是美学有勇气运用自己的力量树立自己和展开自己,从而赋予自己独立的知识品格和学科尊严;美学因为被视为哲学的附属,便失去了独立的品格,这就意味着它尚未真正成立,因而迄今为止的美学也不过是一个"未完成的美学",真正的美学学科史还没有发轫。

呼唤真理 返回家园——从《真理与方法》看伽达默尔的艺术观

伽达默尔在他的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基础上 ,提出了世界文艺理论史中最具特色的艺术观念。他坚定地认为艺术是真理的经验形式 ;艺术只有在创作与解释者的相遇和攀谈中才能存在 ;原始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距离不是理解的障碍 ,而是使艺术现出真理本性的积极因素 ,作者的创作与解释者在时间距离中达成的攀谈是一个永不休止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的艺术观是惊世骇俗的 。

文学的审美属性——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

文学作为艺术中的一种特殊样式,虽然具有多种属性,但审美属性是其中的前提。文学的审美属性是审美活动中人的情感缺憾的满足,它主要体现在:人在感知陌生化对象时产生的惊奇感,进而使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文学广阔的想象空间使人获得自由的生命体验;作品与读者的共鸣,会使人产生愉快的感动;审美沉思是借助想象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和支配,从而获得感情的陶冶;文学的韵律、结构和节奏会形成人们需要的审美效果。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

儒家与五四文化重建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建，说到底都是民族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五四时期经历了以摧毁作为民族文化主流的儒家为前提的文化重建过程，这在世界文化史中是极为特殊的。五四文化先驱们不自觉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激烈地批判了儒家传统，但没有阻止儒家传统以深层文化结构参与现代文化的重建过程。由于五四文化重建主体处于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的两难境地，使得文化重建的正负价值都很显明。

《狂人日记》和《浮云》的创作启示

要使一个民族的文学实现具有革命性的创新,必须注意汲取优秀的域外文学的营养;对外来文学的接受切忌横移,必须经过选择和消化;只有把借鉴外来影响与继承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和拥抱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民族艺术的崭新时代。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的平行比较研究,来深入具体地阐释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儒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走向

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文学进入了深刻的转型历程。这一转型历程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展开的,但人们更多地注意了西方文化给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转型所提供的资源,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对这种文学的变化所带来的深层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始终具有一种明显的社会目的性,又在其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趋向于对个人主义的排斥和对群体观念的认同等内在精神,究其历史文化的原因,我们很难否认与儒家的历史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与儒家在美与善的关系中特别强调善的优先性等文化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批判甚至企图扫荡传统的人们,总是忧患于历史的倒退;那些拒斥变革、死守传统的人们,总是忧患于历史的断裂。可这一切都是杞人忧天,历史永远不会重复,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出现倒退;历史也永远不会跳跃。

关于文学新历史主义的思考

20世纪的西方文艺思想界是多元的格局,就整个情况看是开放的。但在这种多元开放的整体局面里,每一种理论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我封闭性,新历史主义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反思。新历史主义的内在意图:一方面是要打通文本与其所处的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是对上世纪末西方世界的各种文艺学说进行调停,与此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批评范式。尽管新历史主义自身的力量还不充分,但它却给人们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思考。

中日交流史中作为学科命名的“美学”概念

"美学"这一汉字命名是一个中国美学起源史事件,美学的发生与演变,于无声处地标示着人们的社会观念和历史走向。用一种文字来命名美学学科的过程,会体现着此种文字所携带的文化传统积淀和命名主体的自我建构;美学的汉字命名主要是在中日之间的跨国际交流和互动中展开的,在跨国际的交流史中定型的,它是中国美学起源的先声;涉及美学的汉籍在19世纪70年代便传到了日本,参与了日本早期的美学发生过程;深入调查,在原始文献的爬梳和有意返回历史现场中澄清中日有关美学汉字命名的历史真实,是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美学起源史的必要条件;美学的多种汉字命名或在事实联系中推动着中日现代美学史的发生,或在分置的空间关系中成为中日现代美学效果史的实际能量;日本知识界借助汉字来为美学命名之时,其推动力也许是来自于某种传统的惯性和实现现代知识本土化的需要,而中国在译介美学的过程中发挥汉字本身的潜力,意味着自觉不自觉地在努力守望并重建民族自尊,汉字文化所确认的民族身份恰是当时国人时代进取心的一种根基。

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评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朱自清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运用现代化理论视角 ,以对儿童文学本性的认识和世界性儿童文学视野来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发生于“现代”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存在着两个“现代”等富于创见的学术观点。《进程》不但厘清了中国儿童文学许多重大历史事实 ,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有关中国儿童文学的深刻思想 ,显示了作者深邃的意识。

儒家传统与茅盾的现实关切

同中国现代，尤其是五四时期的多数作家们一样，茅盾也有一个忧患的灵魂。面对着茅盾的精神世界，我们虽不能一下子看得出，是由于他忧患于历史和现实而寻找并找到了某种社会理想，还是因为他的意识中一直有一个或朦胧或清晰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而使他为此而忧患一生，但...

论中国现代文学观的社会目的性

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中国人的自尊与梦想被外国人的大炮轰毁,人们不可摆脱地要反思一切旧有的感受、秩序观和价值观,呼唤新的时代。在这种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观念也自然面临着历史与现实的重新选择。中国现代文学观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固有文学观与新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