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与《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的比较

︽礼记·乐记︾与︽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的比较王福雅大约写于西汉的《礼记·乐记》是汉以前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总结，主要阐述了音乐的本质、制作和功能等问题。魏晋之际思想家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以“秦客”为批驳对象，对传统的儒家音乐理论提出挑战，探究心物之间...

论戏曲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交汇与互融

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既存在着大小传统一致认可的文化成分,又成为大小传统的交汇地带。戏曲的教化功能实现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连结,娱乐特质实现了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和合,二者反向的路径选择合谋完成了戏曲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交汇;而宗教意识作为大小传统贯通的文化成分,容纳了各个层次的受众群体,并和前二者一起促成了戏曲区隔于其它文艺体裁的独特的流行艺术风貌。

自由、超越与诗意的救赎——对审美功利性与超功利性问题的思考

审美是基于对功利性目的的追求,却以超越功利性目的为其最高境界。实际上,审美的超功利性缘于对其功利性的反思、拓展和超越,它是一种由世俗的功利转化而来的“诗意功利”,相通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美学界形成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由于这种诗意的功利性,审美便具有了实现“救世”之功用的充分可能性。“自由”和“超越”是审美活动的两个核心概念,它们既是审美活动的功利性所在,也是其超功利性质的依归。

中国“移情”理论辨析

中国古代虽有“移情”一词出现 ,但并没有移情理论的存在 ,原因有三 :1.移情说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主客体同一只是其内涵的一个层面 ,且与中国古代美学中“心物交融”说的内涵指向不一样 ,实现途径也不相同。前者指向自我 ,体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旨趣 ,后者指向物我消融、情景两忘的审美至境 ;前者得之于“投射” ,后者得之于“神会” ,因而不能单从物我同一的角度总结出中国的移情理论。 2 .作为言志寄托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思维方法的“比兴”与西方的“移情”有些许相似之处 ,但并非真正相对应的概念。 3.中国古代强调文艺作品审美效果的“移情”、“移人”与西方移情说之“移情”内涵亦有区别。

《文镜秘府论》的诗法体系及其意义

日本人学汉诗之需与唐人诗格盛行两相契合 ,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对于其详尽的诗法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即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空海对中国诗论的辑录主要有两个特点 ,即实用 (可操作性、偏于技巧 )和唯美 (偏重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形式美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文镜秘府论》

此“游”不逍遥——评杜甫生平与创作

杜甫一生处于"游"之中,是"游"成就了杜甫"诗圣"、"诗史"之誉,又是诗歌记录了杜甫"游"的一生。杜甫之游有种种,归纳起来,大致有四,即为追求济世报国理想的实现而宦游;为友谊、结交名人而交游;为好奇养气、满足文化兴趣而赏游;为改变个体生存的饥困状态以及难以安宁的心境而不得不客游。其中,宦游是杜甫之"游"的主要形式,交游、客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仕宦为其目的,"客游"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状貌,而"苦游"则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性质。杜甫之"游"是屈原之"游"的一脉相承,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不同。

林语堂“闲适笔调”论

“闲适”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 ,其“闲适笔调”的主要内涵向外指向一种闲谈娓语式的小品文风格 ,向内则指向重表现、抒性灵的文艺观 ,同时又关乎对文学创作论和功能论的认识。“闲适笔调”论显示出林语堂对救世与自适这一自古以来困扰知识分子的矛盾难题的解答 ,其人生态度、小品文创作虽偏于自适 ,却又不是也未能一味闲适到底。林语堂当年提倡“闲适笔调”与其经济状况、闲适心境密切相关 ,未尝不具有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负面影响 ,而今日流行之“小资”及“小资写作”更存在着仅关注个体自身生存状态、躲避责任、放弃关怀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禁毁阀域下的戏曲生态异变

禁毁传统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在禁毁阀域下,衍生出种种戏曲异变生态。散佚不见的戏曲文本与曲折的淫戏命运可以作为"被动式生态"的注脚;"赏戏""罚戏"的矛盾现象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另类柔软生态;"反弹式崛起"则诠释了禁毁悖论的极端生态,完全走向了目的和效果的背离。

叙事学研究的多维向度——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

最近读到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赵炎秋、李作霖、熊江梅等几位学者合作的新作《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丛书（三卷本,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套丛书在叙事学研究方面的多维向度和创新意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学美育教学中的人格理论应用

人格理论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的关注,大学美育教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将人格理论应用于高校“美学”课程的课堂教改实践中,可以重塑课堂的“学生意识”,亦可建构起角色互补式的主题讨论课。人格理论对于学生人格美的培育和修炼也可带来深刻启示,对学生的人格美教育“接纳比期待更重要”,人格美的修炼要求应该是“改善比完善更重要”,学生之间的人际协作“互补比凝聚更重要”。

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层面论

情与志的密不可分、合二而一是中国舞蹈审美在内容层面上的独有特征;拧、倾、曲、圆的形态特征,轻盈流动的舞姿,精彩绝伦的旋转形象共同构成古代舞蹈审美形式层面上"圆润流转"的美学风格;在艺术思想层面上,中国古代舞蹈审美直接指向意境,从圆润流转的舞蹈艺术形式中流溢出空灵流动的生命情调和神韵,在舞蹈艺术表演中又蕴涵着以实带虚、虚实相生的思想,而这些恰恰是其它一切古典艺术样式的最高美学追求。

《文镜秘府论》与唐代意境理论

本文从《文镜秘府论》中所辑唐人关于诗歌审美规律的论述来探讨唐代意境理论的形成，指出，盛中唐人的诗歌实践在意境的创造上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关于“意境”的理论却只是处在初步形成的阶段，唯其为“初步”．才更显示出开创性的意义。王昌龄提出了“意境”一词，并对景与意的关系作了探讨；皎然将“情”与“境”联系起来，看到了“文外之旨”。正是在王、皎的基础上，意境理论不断地向前发展，渐次臻子成熟。

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美学课程的现代性融合

儒家君子人格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审美范式。当代文化语境下儒家君子人格所具有的道德、审美、教化与思想内涵,是审美化价值理念、认知图式人格的体现,也是审美教育服务家国价值旨归和仁爱认知原则的人格原型,可为大学生人格培育确立目标导向。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美学课程,其路径大致包括在社会美教学中推重崇高型君子人格、在自然美教学中倡扬比德型君子人格、在艺术美教学中濡养儒雅型君子风范等几个方面。

改编:古典戏曲的生存策略

改编是中国古典戏曲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重要策略。以古人古事为改编对象进行创作,戏曲为自己戴上了一个护身符;改编自前代或同时之小说,戏曲可以更为广泛地走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大量选择前人戏曲作品进行改编,既为生存,也为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文人主导和艺人主导这两种戏曲改编的路径,体现了高台教化与感性娱乐、雅与俗、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等多方面的融合。此外,改编也是戏曲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晚明商贾与戏曲的传播

晚明时期形成了"儒商兼融"特色的商贾阶层,当时戏曲的繁盛局面离不开这一阶层的传播作用。商贾们大量刊刻印行剧本为戏曲读本的传播提供了通畅的渠道;商贾们到处建会馆、修戏台、置家班家乐为戏曲表演创设了丰富多样的场所;商贾们"亦商亦贾""商而士"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对戏曲的浓厚兴趣改变了传统的戏曲观念,而他们的戏曲实践则更是推动了戏曲艺术的传播与繁荣。

论古典戏曲审美的雅俗交集与嬗变

古典戏曲审美文化中同时交织着雅致正统的审美品格和插科打诨、通俗朴拙的市民趣味。戏曲在艺术表达上的雅与俗主要体现为"案头之戏"的典雅、文雅、古雅、温雅与浅俗、俚俗以及唱念做打等表演技艺上的优雅与通俗。从昆曲"俗-雅-俗"发展轨迹的个案上升到元明清三代雅俗趣味嬗变的历史大视野,则可发现,戏曲始终游走于雅俗之间且不断实现着雅与俗的交流和互融。

古代戏曲优伶的“游艺”与“游于艺”

古代戏曲优伶出于生存需要必须游艺,"游艺"对他们来说并非优游的生活方式,常常只是一种被动选择。在戏曲优伶的"游艺"历程中,中国古典戏曲的虚拟化、程式化特征以及剧种的多样性特点渐次形成。同时,正是由于生存竞争的需要,戏曲优伶又往往能够"游于艺"。"游于艺"是对戏曲表演技巧的掌握和自由运用,是符合表演程式又能游刃有余、呈现程式之美的精湛演出。戏曲优伶"游艺"与"游于艺"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庄子所谓技与道的关系。

财经著作开始了“草根书写”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李咏、徐竞合著之《政府的“粮”》已于2008年11月出版发行。这是我国书籍出版界针对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如何选择的又一深度分析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