桩端后注浆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发展

桩端后注浆可以提高钻孔灌注桩的承载能力 ,减少其沉降量。本文介绍国内外关于钻孔灌注桩桩端后注浆技术的研究现状、施工工艺及应用实例 ,指出后注浆技术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大数据时代公共安全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责任

现代社会的高风险性带来了公共安全维护的重大必要性,大数据信息技术为公共安全维护提供了个人信息数据化收集和利用的基础,由此带来了公共安全维护权力与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冲突。结合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利用的聚集性、二次利用以及永久保存效应,在公共安全维护共享公益、社会组织利用个人信息的合成公益以及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层叠交叉关系中,政府作为公共安全维护的权力行使者,应该主动承担消极不侵犯以及积极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责任,并以此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化的发展。

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实证研究

在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中,我国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走了一条消极应对现实需要的发展之路,总体上表现为分散立法保护的样态,但是在征信业和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有专门的立法努力。结合个人信息分散立法保护的现有规定和内容,个人信息立法完善需明确个人信息界定、信息主体权利、保护原则、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并选择合适的立法模式。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技术标准对个人信息立法保护进行了基本内容方面的弥补,可以发挥最低标准立法替代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完善已有的行业规制和网络领域保护立法,并尽快制定限制政府权力的专门立法。

知识产权的私权性与行政保护

知识产权是私权,其私权的属性不因行政保护的公权行使而改变。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出发,应发挥知识产权侵权司法救济的主导作用,以私权的对抗性强化行政救济,由此推动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从执法到管理和服务的制度转型。

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与公益诉讼权

从检察机关刑事诉讼公诉权的产生和行使特点来看,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代表人,其公诉权的行使体现了司法程序中的权力制约和公共利益保护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检察机关的这种特殊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扩展为更广泛的对一般公共利益的代表,由此,从检察机关的一般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可以延伸出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权,检察机关行使的公诉权与公益诉讼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监督权,必须准确把握其异同点。

隐私权的宪法权利属性与两种立法责任

以消极不受侵扰的自由权为起点,隐私权隐含于近代宪法权利体系中,其宪法保护通过私有财产权间接得到实现,到了现代社会,面对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政府权力的扩张,隐私权开始寻求国家积极保护,其独立的宪法基本权利地位得到确立。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隐私权既具有要求立法不侵犯的消极权能也具有诉求立法保护的积极权能,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实现有赖于两种立法责任的承担,而立法消极不侵犯是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基础。

隐私、隐私观念与隐私权

隐私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隐私观念是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在近代得以确立的,隐私权是当代社会新兴人权。考察从隐私到隐私观念再到隐私权的确立,会发现隐私权涵纳了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双重成果,对于理解隐私权的基本人权意蕴至关重要。

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立法保护评析

我国台湾地区早在1995年即制定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2010年修改通过了《个人资料保护法》,并于2012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在价值取向、保护对象、体系设置、程序规则以及法律责任方面特点鲜明,既有好的经验也有立法的不足。通过立法保护个人资料是信息社会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必然要求,由于文化同源,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更值得大陆借鉴。

美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述评

美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建立在其独特的司法审查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特色,不仅体现在通过最高法院对宪法的司法解释回应了公民权利运动对隐私权保护的要求,而且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开放性,虽然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受制于社会传统伦理道德和政府的政策,但是通过消极的个案判决方式从基本人权的角度确立了宪法对自决权意义上的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权的宪法规范保护研究

隐私权的宪法保护首先应该在规范层面得到落实。国外隐私权宪法规范保护有间接入宪、直接入宪、间接保护和直接保护等不同的模式,我国宪法并不缺乏隐私权保护的依据,但是在规范层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研究

中国外贸救济法律是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其听证会制度是作为保证外贸救济行政执法程序公正的核心制度存在的 ,由于有涉外因素的直接参与 ,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有后来居上并推动中国行政听证会制度完善的功效 ,但现有的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仅由政府规章具体规定 ,体现听证会价值的实质意义上的听证会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完善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不仅是中国入世的要求 。

浅议我国地方立法的完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立法的发展,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不断扩大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对地方立法权限扩大的客观要求,完善地方立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只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权力立法的观念中转变出来,树立市场经济权利立法的正确思路,认清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性质,走放权与严格监督之路,才能真正完善我国地方立法。

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法律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法律依据是《立法法》。《立法法》是在理顺法律规范文件间关系时引申出违宪审查问题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不能实际发挥作用。《立法法》中公民启动的违宪审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缺少具体的操作程序设计,由此导致《立法法》中"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虚置。所以,必须从制度的高度重新设计并推动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落实。

我国隐私权保护应该入宪

隐私权属于基本人权。现代信息社会公权力是隐私权的最大侵犯主体。对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已呈一种国际化发展趋势,我国对隐私权保护也应该入宪。目前我国人权保护对隐私权观念的缺乏造成其法律保护空缺。中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可以站在宪法的高度进行完善。

科学发展观与宪法人权保障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与我国宪法保障人权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完成了从革命宪法到人权保障宪法的转变。但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宪法的人权保障还存在内容结构、实效发挥和履行国际人权公约方面的局限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宪法应该通过修改集中梳理、完善宪法人权保障的内容。

宪法对人权保障的回应

宪法作为人权保障法,必须始终与人权的发展变动状态相适应。近代人权运动从非普遍人权阶段发展到普遍人权阶段,其间贯穿着消极人权观念向积极人权观念的转变。近代宪法及宪政运动的历史表明了宪法对人权保障的不断回应,昭示我们应从人权发展的实践层面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完善和创新。

人权保障模式下无障碍通行权利法律保护研究

无障碍通行权利是身心障碍者的基本权利和实现其其他权利的前提性权利。《"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人权保障模式为我国身心障碍者无障碍通行权利的法律保护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指导。必须从改变"残疾人"为"身心障碍者"的观念革新做起,通过政府主导、身心障碍者参与以及权利救济的立法完善等途径实现无障碍通行权利的法律保护。

人权及宪法规范中的隐私权

《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隐私权的规定确立了隐私权人权规范保护的一般模式,并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了落实。通过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解释,《欧洲人权公约》对隐私权的规范保护更为细化和具有可操作性。参照人权文件的保护模式,各成文宪法国家通过释宪、修宪、制宪等分别从隐私权客体内容的角度对隐私权进行规范保护。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各国宪法文本对隐私权客体内容的保护与人权保护的价值相连,具有开放性,满足了当代社会隐私权保护的实际需要,代表了隐私权规范保护的发展方向。

成文宪法中的检察权

检察权是各国成文宪法普遍规定的权力。通过对168个国家宪法文本规定检察权情况的考察,发现有104个国家宪法中有检察权的明确规定。这些国家对检察权的定位基本上包括司法权、行政权、独立权力、公共权力几种,其中司法权定位的国家最多。检察权的职权行使以刑事公诉权为核心,具有程序性特征,其法律监督带有权力制约性。我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规定应该体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并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进行设计。

成文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

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其成文宪法保护具有普遍性。各国成文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等不同的表述,但从更宽泛的信仰自由角度规定该权利的做法最普遍。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本性是信仰自由,是主体自主选择性的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