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版本流变考

王樵《尚书日记》是明代《尚书》学的代表作之一,但学术界对其版本研究尚显粗疏。经笔者考查,《尚书日记》现存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万历十年于明照刻本为现存最早刻本,单独构成一个版本系统,于本之前原有他本,可惜已经亡佚。万历二十三年南昌彭燧刻本、万历二十五年蔡立身刻本、王锡琛重修本、崇祯五年庄继光重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合属一个版本系统。彭本作为后一版本系统之祖本,经王樵再次修订于本,增入《书帷别记》相关内容而成;蔡立身依彭本重刻《尚书日记》,并作修正;樵子肯堂、侄孙锡琛因《尚书日记》前本多已坏烂,于是就根据它们加以补刻,崇祯五年庄继光又据锡琛本重修。通过勘校诸本,可知蔡本内容完整,讹误最少,当为整理《尚书日记》之底本优选。

《尚书日记》四库本讹误考辨

王樵《尚书日记》是明代《尚书》研究的重要著作,至今尚无点校本。已知现存版本有万历十年于明照刻本、万历二十三年彭燧刻本、万历二十五年蔡立身刻本、万历二十五年蔡立身刻本清丁丙跋、万历王锡琛重修本、崇祯五年庄继光重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比勘《尚书日记》诸版本,四库本有讹改、脱衍、倒乙诸方面问题,详细梳理这些问题,可以为学界提供对四库本《尚书日记》的全面认识。

王肯堂卒年考——兼论《医学穷源集》序跋的作伪

金坛王肯堂卒年,历来有多种意见,出入较大。今据《三旌义门王氏族谱》及当时文人的直接、间接记述,可证王肯堂卒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无疑。今人列为王氏著作的《医学穷源集》,其序跋具有作伪痕迹。藉助《医学穷源集》研究王肯堂的做法,需要慎之又慎。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壬午科京省题名录》及其文献价值

国图藏《崇祯壬午科京省题名录》载录崇祯十五年两京九省乡试的基本材料,对该年各省解额、举人本经等信息的揭示,具有重要价值。借助该题名录,可以发现诸省通志选举志著录的举人数并不能完全等同本省解额,因为明代乡试中存在跨省考试的生员。而且,易代之际的通志修纂常会受到政治敏感问题的影响,进而丧失真确性。之前学者借助诸省通志选举志或官方解额政策得出的各省乡试解额数据不够准确,应当予以更正。

学术与政治的交织——明初《书传会选》的纂修及其影响

明太祖对《尚书》的关注,对《蔡传》的持续批评,是纂修《书传会选》的直接动因。《会选》修订《蔡传》,强调文本的普及性特征,凸显出当时重要的治国理念和社会问题,与修纂的官方性质、修纂者的主观思想以及修纂时代的政治风气息息相关。纂修者希望兼顾纠正《蔡传》的学术目的和宣传经典的社会效益,但《会选》在文本普及和学术批判上都未能获得成功。明中期以后,偶有祝允明、顾炎武及四库馆臣推尊《会选》。不过,这种推尊并未直面《会选》的主体性价值,而是将《会选》当作《蔡传》《书传大全》乃至整个明代学术的对立面,成为批判明代学术、政治的一个支点。

《尚书日记》十年本学术价值谫议

十年本作为《日记》未定本,在解经体例与语言、内容的处理上颇显粗稚。但是就《日记》的整理、研究而言,它对之后版本讹误、脱衍问题的镜正,对引文出处的提示,均有无可替代之意义;就王樵思想研究而言,它与定本系统的巨大差别,正可反映著者《书》学见识与经学思想的前后转变与进益。

科举、家族与著述:明代南直隶金坛县《尚书》专经研究

明代南直隶金坛县是士人治《尚书》经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有明一代,金坛县以《尚书》中式的进士约占总数的72%,以《尚书》中式的举人约占总数的77%,较以《尚书》专经著称的其他地区皆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坛县超高的《尚书》专经程度和卓越的科举成就,主要归功于县内世代主治《尚书》的几大家族,如于氏、王氏。科举专经导致金坛县的《尚书》学著述更加丰富,其中如王樵的著作不仅反哺了金坛县的《尚书》专经现象,又推动了《尚书》学史的发展。明代金坛县尚有《春秋》等小众专经,不过在传统世家和地方官学的倡导下,《尚书》专经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产生动摇。

隋代边塞诗中的功业意识

隋代边塞诗的高扬情志是隋诗之清丽刚健超脱于齐梁诗之浮艳轻靡的主要表现之一。这无疑又与诗中张扬的功业意识紧密相关。以情感和功业意识为划分标准,隋代边塞诗还兼有情绪苦闷但仍不失功业意识、因自身遭际困顿而全无功业意识两类。这三类诗歌尽管各有所长,但若以初、盛唐边塞诗较之,却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人本精神的漠视。这就使得它们在思想上无法比肩浑厚悲壮的初、盛唐边塞诗。若以功业意识和人本精神为审视基点,隋代边塞诗"风气将转之候"——有所转变而尚未完成的特性或许更加明显。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塑造的价值冲突——从《封神演义》黄飞虎出五关说起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正面人物身上的私心内容常被剥除殆尽。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并非偶然,实则与中国传统叙事的教化职能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公私观念桴鼓相应。而其之所以如此,在于作者需要缓解乃至取消古典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无法避免的价值冲突,以保证小说教化功能的顺利发挥。另外,古典小说人物塑造的价值冲突还表现为私心仅由于个人美德或正面性格的加持而被误视作公心道义。这一现象对伦理价值评判的误导可能极大,应予以一定重视;审视其诱因,自内而外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当为其冲。

科举、出版与学术:科举考试对明代《尚书》著述刊刻与流传之影响

明代经学具有浓重的科举色彩,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的刊刻和流传具有重要影响。以《尚书》著述为例,其中的举业之作居多,主要由坊间刊刻,部分由私人刊刻。部分著述受到科举考试的助力,经由官刻、私刻而至坊刻,实现了流通的扩大化,完成了文本性质从非举业之作向举业之作的转化。明代科举考试实行本经制度,使得某些家族和地域长期奉行单经以应试,造成家族专经著述的流传与续纂、地方专经著述的刊刻与传播以及引入他经以弱化地方专经等文化现象。明代科举考试引导出版和阅读活动的偏向,使得经学举业之作严重挤压了非举业之作的生存空间,造成部分非举业之作只能以抄本流传,其学术价值遭到长期湮没。

历代《尚书》科举范本变迁及其成因新探——兼论科举时代经学范本的文本困境

唐宋以降《尚书》科举范本的变迁,主要受到政治决策、学术选择、大众接受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从元代开始,蔡沈《书集传》被立为科举范本,至明、清未有变易。在长时间的流传中,蔡《传》逐渐受到批评,主要包含五个方面——注释错误、注释不全、注释深奥、注释繁冗、注释陈旧。结合蔡《传》的接受情况可知,科举时代任何一种经学范本因为自身文本的局限性,都无法完全满足不同时期内官方、学者、科举士子的多方期待。这一文本困境,惟有藉助经学科举范本的不断修订和更替来稍加纾解。

论《山海经》与《搜神记》中的“人”因素

在《山海经》中,作为瑰奇蛮荒之神话世界的一个描述媒介,"人"因素多是发挥着对比参照的工具性作用,体现出了它的附属性;而在《搜神记》中,"人"作为独立个体在文本中大量增加,并渐有占据文本叙述主体地位的趋势。这一迥然的差异,反映了历史之剧变和思想文化发展之飞跃,人之主体性的渐趋提高与个体理性的日益发展。

丁山藏书题跋辑考

丁山先生是一位学者型藏书家,藏书主要用以治学。观书有得,则书于卷端。今于其藏书中寻得十数种手记,特就所见整理、考释,呈示学界,以见其学术之取向及与当时学人交往之大概。

辛稼轩退居带湖、瓢泉所写陶词试论

从辛弃疾所写陶词在带湖、瓢泉之什中所占比例来看,退居时期的辛氏无疑存有追慕渊明之内心诉求。而且,对比两个时期所作写陶词可看出,辛氏对渊明摆脱心境之追慕与领会,表现为由行为和表象上之称赞、模仿到精神内蕴与情志舒张上之默契神会的深化。然而,拘于自身性情志意之本体的现实担当,即使在仕途上一直郁郁不得志,辛弃疾也终究无法完全从这一挽救家国危局之政治道路中抽身。而建功立业的终生渴望与潦倒的政治现实之极大反差,也最终决定了他痛苦和悲剧的人生。

论《论语》谨慎观与人的自觉

《论语》中的谨慎观念只是儒家早期思想的一个细节部分。然而,它却几乎在整个早期儒学体系中都有所反映,且起到了串联这一体系中多个部分的作用,参与了儒家道德观与修养论雏形的建构。另外,在中国早期的道德发展和文明演化的过程中,就人的自觉这一文化命题而言,它也因为"在场"而可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观照点。

《书集传》不遵《尚书注疏》之现象的考察

对名物、典章制度的认识不同,分节、断句不一致,及《书集传》以意解经,导致了《书集传》与《尚书注疏》在经文训解上出现大范围分歧。《书集传》更加强调文理脉络;更多引用《孟子》训解经文,将宋儒以为的《孟子》精神成功融入训解之中;部分经文训解追求对偶的特征,与宋代科举考试相关联。宋以后刻本时代和理学时代的到来,使得训诂精简和义理突出的《书集传》在与《尚书注疏》等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最终完成文本的经典化历程。

《安徽通志稿艺文考·书类》订补

《安徽通志稿艺文考》(以下简称《艺文考》)区别于一般方志艺文志的最主要之处,即是凡所收录之书,均备有提要。再者,为减轻提要撰写工作之繁重,《安徽通志稿艺文考》在收书上重在求精而不求全。今以其《书类》为例,发现提要中多处存在人名、地名、书名、卷数及其他具体内容之错误;与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所收书相比,该考虽有补益,但遗漏较多,不利于皖人《书类》作品的全面呈现。为更好发挥《艺文考》之学术作用,有必要对其订讹补缺。

咸丰六年祝凤喈校刻《周易传义音训》考论

咸丰六年祝凤喈校刻《周易传义音训》,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坊刻《周易》经注本的脱衍错讹现象。在充分吸收之前多种版本的校勘和修订经验之后,祝凤喈等人进一步对《周易传义》及吕氏音训的文本体例进行整合,借助重要版本的校勘,主要对注文、音训进行审慎校改,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完备、校刻精审的《周易传义》附音训本。祝凤喈本《周易传义音训》在清末被频繁翻刻,兼括文本普及与学术研究双重功能,在清代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尚書孔傳》“我王祖乙此耿”異文考議

《尚書·盤庚》"我王來,既爰宅于兹"《孔傳》"我王祖乙此耿爰於也","此耿"一處,現存古寫本和刻本多有出入,主要有"此耿""圮耿""居耿""此此耿""此居耿"五種異文。中國宋以後刊本堅持以"居耿"爲是。然而,檢視日本古寫本的流變過程和《尚書孔傳》的訓詁特徵,可知"居耿"非是,當以"此耿"爲準。《尚書孔傳》"居耿""此耿"之辨,提醒我們在考較古籍異文時,要充分考慮文本本身的行文章法。

《尚書》三字連言考

《尚書》中存在較多三字連言現象,如"劓殄滅""凶短折""擇建立""側頗僻"。結合三字連言用法,可以發現某些經文故訓尚可商榷。如"嚴祗敬"之"嚴"當是動詞而非副詞,且與"祗""敬"並列。"無傲從康"可看作"無傲、無從(縱)、無康"。"犧牷牲用"屬於"上三字平列,而下一字總承之"的連言類型,"用"作"用物"解。"建保乂"連用,訓釋時不必特意斷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