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破缺——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进化

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科学—技术系统”标志了人类文明的文化性存在,它也因此成为隐匿于文化批评话语背后的价值标准,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造成了理性的破缺。生态社会的本质特征要求文化批评的唯一平台必须是“多样性”,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进化亦可在趋同中走向整合。

史料选取与思想发微——从治学之途到致思之径

对“历史文本”的重新阐释、对“边缘史料”的再度疏解,使得学术界——特别是思想史界、哲学界、历史学界,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治学方式,并进而导致“致思路径”的新取向。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和福柯的哲学研究可算是这一变化的成功典范。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3至5月,河南省"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举办了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三次学术报告和一次学术座谈会。卢晖临教授在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反思"来看待儒家的百年命运,以复兴我们的文化;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经纪统治破坏了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资源;制度性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在座谈会中,各专家、学者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时不能忽视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且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侧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国教育之"病"在于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的碎片化存在;社会组织的缺位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缺乏责任伦理,政府则缺乏应有的人性化关怀和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理念要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这次研讨和交流启示我们: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并要有正确的方向、方法和心态等;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凸显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等价值理性,在实践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善民生。此外,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学术研讨方式对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群贤毕至,会师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综述

2010年11月举行的"逐鹿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为主题,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等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政府责任三大论题,深入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倾向、文化遗产学学科成立的概念与范畴及课程设置、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等基础或前沿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如何科学界定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核心范畴,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化的关系,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概念、范畴是什么、如何形成本学科的研究范式,高等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政府应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结合起来等。这些问题既为相关领域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学术背景、理论参考与学理支持。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思与诗的舞蹈——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传承·创新·超越:现代化视域下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个维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象表达。在现代化视域下,可以从传承、创新、超越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传承维度主要体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性,传承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和实践品格,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与使命;其创新维度主要体现为以创新回应“两个结合”与初心使命,以创新开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视域,以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其超越维度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主要体现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单向度发展,超越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幸福观,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以继承为文明基础、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以超越为未来视界的文明创造。

称情立文与直观理性——《礼记》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叙事及其困境

《礼记》称情立文的方法原则根据人的自然情感来阐释礼义、规约人情,其应然性"内在义务感"随"礼"的弥散性融入意识形态叙事的文化象征系统。同时,《礼记》通过类比与关联、重复与移情的直观理性形成了"合礼即合理"的话语逻辑与伦理先于知识并高于知识的价值原则,以意义延宕进行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礼记》中儒家内外絜矩的困境在于它通过称情立文和直观理性所建构的"圣王"形象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叙事符号和缺位的崇高原质。

浅谈煤质检测实验室认可工作

介绍了实验室认可的意义及国华电力在系统内全面推行入厂煤实验室认可工作的创建经验,浅谈了对实验室认可的体会及创建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是在其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应该扮演分配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生活,保证人的“同等自由”和自由的社会生活;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他认为“同等自由”是它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实现人的“同等自由”即最大幸福才是符合道德的;他的自由观是指实现“同等自由”,实现人的个体化和完全自由,这必然伴随着人的完全道德和生命的实现。

意识形态论客体向度中的主客架构——对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考量

意识形态论的主客架构作为一种场域性的存在蕴涵了强性的场域意识与关系性旨趣的有效性。其历史性的意义在于,客体向度中、客体由对主体的深层抽离消弭中自觉性地展现身体主体本质的有效性。在一定意义上,它实为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内在建构的意谓过程。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幻象

科学与技术的区分表现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跃迁,技术作为介入主客关系间物质实践的理性方式,其本质在于它与自然和社会所处的区域性的世界图景及条件性的有效制约技术统治论的核心观念混淆了科学理性与技术行为质的区分,并割裂了二者与人文精神的有效联系,从而陷入政治性意识形态幻象的错乱之中。

浅析煤中全硫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在燃煤检测日常管理活动中,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工作为质量控制管理工作中的难点。以煤中全硫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为例,结合评定过程对燃煤测量不确定评定进行探讨。

兖矿集团煤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展望

基于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领域的实验室管理中,结合目前兖矿集团煤质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对LIMS在兖矿集团煤质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详细研究。研究表明,LIMS在兖矿集团煤质管理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秦汉儒学与君主的博弈——秦汉之际的独尊儒术与君主专制

韩非的法学理论使得在先秦儒家那里只具有相对意义的天子与陪臣的关系走向绝对,秦用韩法成为君主专制的先例。叔孙通、董仲舒倡导的独尊儒术使得儒学与君主专制实现了“完美组合”,二者结成了相互牵制、互为所用的关系。此后,儒学便有了与君主专制同生息、共存亡的命运。

CNAS煤炭实验室管理体系建设探索

基于电力企业煤炭实验室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已成为新时期展现企业管理品质的必然趋势,从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文件、定期完成内审和管理评审、仪器设备管控注意事项、对实验室人员任命及授权到位、实验室现场环境控制等方面对现代化CNAS实验室管理进行初步探索,应用现代智能科学技术以实现实验室信息化操作。现代信息化实验室将计量及检测仪器设备联网,通过抽样信息录入、样品录入、选择检测项目、使用检测仪器设备编号录入、称量样品质量等原始数据自采、开启检测等操作流程,最终实现自动计算检测结果的目的,便于检测数据查询、分析与采用,可深度提升实验室的自动化管理品质。

“内圣外王”与先期儒学发展的张力

孔子"仁"与"礼"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他的圣王理想的追求,他认为领袖群伦应兼具"圣"与"王"的双重资格。儒学与君主专制的互限互依,它既是儒学发展的张力,又是儒学获得永久活力的限制,使儒学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君主专制的阴影。

伦理学视角下的谣言治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多样化,随之而来的带来了负面效应——谣言泛滥。谣言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模糊了主流的价值观,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从法律的层面,还是从伦理的层面,谣言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谣言治理进行了伦理学角度的探讨,首先,从谣言的产生和治理现状分析当前谣言的来源以及谣言治理的成果;其次,从伦理学角度对于谣言产生的根源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最后,对谣言治理进行了伦理反思,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从而促进谣言治理得到正确落实。

“内圣外王”与先期儒学发展的张力

孔子“仁”与“礼”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他的圣王理想的追求 ,他认为领袖群伦应兼具“圣”与“王”的双重资格。《大学》以修齐治平提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孟子以心性之学开出“王政”之治 ,强调“内圣”。荀子则侧重于“外王” ,提出“礼制”。“仁”“礼”之分 ,“内”“外”之别 ,以及修齐与治平 ,都隐含了一个儒学自身始终无法消解的悖反走向 :儒学与君主专制的互限互依。它既是儒学发展的张力 ,又是儒学获得永久活力的的限制 ,使儒学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君主专制的阴影。

浅谈标准物质的期间核查

介绍了标准物质期间核查的程序,探讨了期间核查时应注意的核查间隔和定期进行评审等事项,指出标准物质期间核查是实验室核查认可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