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大赋的泯灭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同百卉竞荣的先秦相比,两汉是一个诗思消歇的时代。四百年间,除司马迁等有限的几位文学巨子以及呻吟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敢于喊出自己的心声外,绝大多数文士所致力创作的都是专一趋奉帝王的大赋。尤其自武帝加紧思想文化统治以后,“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不仅皇帝的文学侍从“

从《金瓶梅》看明代“家庭奴隶”——“《金瓶梅》与明代社会”之一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确是一部“奇书”。一方面,它刚一问世,最早看到它的三五名读者之一的沈德符,就吓得魂不附体地要阻止它的流播,忙不迭地说:“此等书必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追究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他的朋友也“大以为然,遂固箧之。”(《野获编》)此后各朝各代,都将它列为“淫书”,明令禁止。不仅很少有人敢公开印行,就是有机会读到它的人也讳莫如深,只在背人处偷偷一阅。但另一方面,三百多年来,《金瓶梅》却又是屡禁不绝,不单在国内半公开半秘密地长期流传着,而且早已传之国外,目前世界上至少已有十三个国家翻译出版了《金瓶梅》,并普遍给以高度的评价,称它为“

论张载对《易》的研求与演绎

张载是我国北宋中叶杰出的哲学家、两宋新儒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明确地把“凡有皆象,凡象皆气”(《易说》下)的唯物观与“动必有机,动非自外”(《正蒙·参两》)辩证法结合起来,建立起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唯物论哲学的一个新阶段,对后世学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且看人类社会童年时期的文化——文艺与社会关系漫谈之一

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是文艺发展规律的重大课题之一,它的能否正确解决,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对这个历来列入禁区的问题的直率提出和自由讨论,是我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成绩,是文艺研究认真探索文艺规律的良好开端,因此作为一名文艺爱好者,从关心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前途出发,我不避浅陋地拟从人类社会童年时期文化这个角度,对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作些粗略探索,以与同志们共同研讨。关于理论研究,马克思有一段人们熟知的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按我的理解,事物的“根本”就是指它的最根本的属性,亦即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任何一种事物由萌生到成长,无论经过多少繁复纷纭的变化,产生过多少扑朔迷离的幻相,它的最根本的属性,它的内在本质却始终不会改变和消失。否则,它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而融入它事物了。

中国茶文化述略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远古时代起茶的自然功能、唐代茶文化的兴起以及宋、元、明、清各朝茶文化的长足发展的阐释，说明茶叶和茶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贡献。

唐代的“西部热”与“西部诗”

唐代是我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一章,尤其在初唐盛唐,国力鼎盛,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仕途畅通,整个社会氤氲着一种恢宏开朗的气氛,一条条充满希望前景的道路向人们畅开,激励起本来就“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充满激情与幻想的诗人们建功立业的极大热情。大唐王朝刚刚建立,“唐初四杰”的杨炯、王勃、骆宾王就唱出了“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轻生长慷慨,效死何殷勤”,等这样激昂慷慨,积极进取的浩歌;

略论汉大赋的泯灭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两汉是一个不大光彩的时代。四百年间,除司马迁等有限的几位文学巨子以及呻吟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敢于喊出自己的心声外,绝大多数文士所致力创作的都是专一趋奉帝王的大赋。尤其自武帝加紧思想文化统治以后,“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不仅皇帝的文学侍从“朝夕论思,日月纳献”,就是公卿大夫也苦心撰述,“时时间进”。班固在《两都赋》的序里说:“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张衡在《贡举疏》里讲: 夫书画辞赋。

关于我国古代文学人民性的几个问题

人民性是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评判古代作家和作品的一个重要尺度,但是近十几年来,这个概念却被取缔了,禁绝了。其原因,据李希凡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再版《红楼梦评论集》时专门补写的一篇“附记”里说,是因为:

试论汤显祖和他的《邯郸记》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土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仅心的必要条件。”(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可是,万恶的“四人帮”却疯狂地践踏我们祖先的光辉创造,或全盘否定、砍尽杀绝,或横加歪曲、比附影射。这主要固然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需要,此外也还由于他们同历史上任何反动的剥削阶级一样,出于本能地要“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坩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因为这些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