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贸易开放使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需要使用一个包含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从开放宏观经济系统的视角,构建了包含33个国家5个变量的GVAR模型,并基于1980-2010年的季度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1985、2000和2010年三个不同时期贸易权重的模型结果表明:三者间存在共同发展趋势和长期均衡关系:随着贸易开放强度增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冲击响应由强变弱,呈现从倒U型转变为微弱正向关系特征,两者间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说:中国的贸易开放增加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短期内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但长期以显著的减排作用为主。研究结论进一步证明了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对检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说非常重要;也启示我们,扩大国家间贸易开放,尤其是发达国家放开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管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快能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减少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措施。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关中—天水经济区2000—2010年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其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经济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以西安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日益显著且稳定,但增长极的辐射效应并不明显。物质资本、产业结构、城镇化和政府支出等影响因素在极化效应和地理空间关联效应作用下,持续扩大了经济区内县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

欠发达地区产业承接的重点行业选择

本文构建了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行业选择理论体系和理论模型,并对钻石模型的基准要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食品加工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区承接食品加工业是合理的选择,建议重点打造南昌、九江、宜春和抚州四大食品加工业板块,并指出了各大板块重点发展的食品加工产业。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基于2007-2016年中国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和高铁车次频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城而异,因高铁线而不同,因城市群而呈现差异化特征。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既有直接的频次效应,又有空间的网络溢出效应。高铁开通使得来自于经济实力弱、人口规模小以及地理位置偏远的中小城市的劳动和资本加速向中心城市聚集,增加了大城市的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进而加快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选取六类污染指标构建了反映整体污染水平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基于1987—2008年相关数据,在严格计量检验基础上运用G IRF法、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验证了EKC假说,经济增长是污染物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GDP对解释各类环境污染排放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污染物排放不是解释经济增长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的重点行业选择

基于产业承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中西部地区综合评价后发现,其整体承接能力偏低,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区优势产业和产业发展规划分析得到,中部地区在今后的产业承接中应以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机械制造、电子信息、家用电器、生物制药和纺织服装等行业为重点;西部地区应以机械制造、航空航天、专用设备装备制造和能源化工等行业为重点。

高铁建设与城市开放发展:来自进出口贸易的证据

高铁建设为城市开放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条件。基于企业生产率构建高铁建设与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以2007—2016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高铁车次与进出口贸易数据为样本,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评估高铁建设对城市进出口贸易的整体影响和异质性冲击。实证结果显示:高铁建设对城市进出口贸易具有积极影响,且对东部地区和在“八纵八横”主干线上的城市尤为明显,高铁建设促进了生产中间商的信息匹配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基于数字微镜器件的数字线扫描荧光显微成像技术

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基础上,线扫描荧光显微术利用线扫描代替点扫描,提升图像获取速度,具有系统结构简单、成像速度快、光毒性弱、更适合于活体厚样品的高分辨快速成像,对于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的线扫描显微技术在系统灵活性、成像速度、分辨率和光学层析能力等方面仍面临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数字微镜器件(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DMD)的数字线扫描荧光显微(digital line-scanning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DLSFM)成像方法和系统,在照明光路中引入高速空间光调制器DMD实现多线并行扫描激发,简化光学系统,提升系统灵活性和扫描速度;提出基于荧光信号标准差的DLSFM图像重构算法,结合三维Landweber解卷积算法实现了三维高分辨光切片图像重构.在此基础上,利用搭建DLSFM开展了荧光珠和老鼠肾切片标准样品的成像实验,实验结果表明, DLSFM具有快速三维高分辨层析成像能力.

上饶市沿河路亮化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

该文针对 7 2公里长的上饶市沿河路的各路段、桥梁、广场的夜景照明进行了科学、认真的规划、设计及实施 ,并得到了省、市委及上饶市民的大力支持和好评。

“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空间交互作用视角

文章从空间交互作用的视角,基于投资、物价、利率、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5个传导机制,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连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利率、进口和出口贸易4个经济变量存在同周期性;长期来看,该地区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提高该地区双边进出口贸易0.63%和1.02%,但短期内双向冲击的结果均为负;这两种关系在各国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高铁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27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高铁经停车次频率数据,考察了高铁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发展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高铁的积极作用更偏向于中东部地区的城市、人口规模大的城市以及与大城市时空距离近的城市。此外,高铁速度快慢并没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带来较大的差异,但始发列车和非始发列车的表现却截然不同。本文还构建了地理和历史工具变量以克服高铁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支持了高铁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是高铁发展促进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变特征:空间收敛的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时期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本文使用校准后的城市卫星灯光数据,从空间收敛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互动关系的前提下,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总体上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的估计结果都支持了这一结论。基于空间溢出的学习效应、分享效应、竞争效应等是不同城市实现经济收敛的内在机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群收敛并不是中国俱乐部收敛的普遍现象,俱乐部收敛仅出现在相对富裕的城市群内。但高铁开通后,大多城市群的表现发生了逆转,经济增长基本呈现出收敛的趋势。本文的研究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评估了中国城市层面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对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高铁在中国经济的作用有重要启示。

中国援助是否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

关于非洲经济增长是否得益于中国的援助一直是存有争议的话题,至今未有定论。首先,本文从援助规模、方式和结构层面对中国援非项目进行了典型化特征事实分析;其次,构建了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包含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最后基于2001-2013年中国对38个非洲国家的微观援助项目和校准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整体和分类别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持续稳定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援助显著促进了非洲地区,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两高”和新能源产业的绿色信贷信用风险研究——基于KMV模型的经验数据检验

绿色信贷限制与支持的产业中许多产业都是产能过剩的,因此绿色信贷虽为国家所倡导但也蕴含着巨大的信用风险.使用KMV模型着重对绿色信贷的特性进行分析,并对使用最小误判法对模型进行修正.通过搜集"两高"产业和新能源产业2011-2013年的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对两部分的信用风险状况进行比较,以此来实证检验绿色信贷风险状况.发现在增加股市价值为表现形式的市场预期之后,与设想的结果相反,新能源产业的信用风险并不高于"两高"产业,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改善银行的信贷结构,降低信用风险.但新能源产业也表现出一般新兴产业的特点,产业内公司风险差距较大,个别企业仍面临着高风险.同时市场表现受政策影响较大,影响盈利能力不稳定性因素较多.

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中国城市群建设

本文以我国五大国家重点建设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其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论指出,城市群的金融外部性表现为资本要素的跨城市配置,技术外部性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城市间扩散。当前阶段,影响我国城市群金融外部性的关键因素是市场规模,其内在机理可以从产业分工细化、规模化生产和交易成本降低等方面进行解释;影响技术外部性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密度,其内在机理可以从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氛围形成和区域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解释。然而,在我国城市群中,资本要素的跨城市配置并未呈现出向更高劳动生产率城市转移的明象,科技活动的城市间扩散也未能达到提升城市群技术水平的目的。同时,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在金融外部性方面并未呈现出普遍的差异性,但在技术外部性方面却呈现出了复杂的显著性差异。

中国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

借鉴多阶段DEA模型原理,构建三阶段空间计量SBM模型,以管理和环境双重视角对我国2001-2012年276个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了评价和解析,并对其外生环境进行了识别,提出了改善能源效率的路径和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以省域作为评价单元,多阶段DEA模型忽略了评价单元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全要素能源效率;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依然偏低,节能潜力可达34%-46%,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和区域不平衡特征,管理无效率和环境无效率是能源低效的原因,而不断恶化的外生环境是主要原因;空间集聚性、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和能源禀赋是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键因素,也是环境劣势地区提高能源效率的重点方向;东部地区城市应着重改善外生环境,提升能源效率,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应以提高能源管理能力为重点策略。

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及时空演变的空间统计分析

基于2001—2008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相关数据,首先使用人均GDP标准差系数和变异系数考察其县域经济增长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次,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和估算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最后,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为指标进行了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2001—2008年县域经济增长差异快速拉大;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非均衡空间分布状态,二元结构、空间集聚性与异质性、中心—外围模式特征明显。

西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困境及其转型路径

西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本稀缺且使用效率较低、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较小、人口结构失衡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困境,这也是制约其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要实现其成功的转型必须从产业转型、企业转型、政府转型和体制转型等多方面调整与改革。

省际边缘区县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特征分析——以赣州市为例

以赣州市为例,选取14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赣州市县域经济差异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其空间特征。结果表明:赣州市县域经济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以章贡区为中心向四周县域降低的环带状地域联系与分异规律,可划分为发达型、次发达型、中等型和滞后型4个层次区。同时,基于对其县域经济差异形成机制的分析,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健全城市规模体系、形成特色产业集群等促进其协调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