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处罚中防卫行为认定标准的剖析与完善——以《行政处罚法》为视角

公民的个人防卫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赋予的合法权利,《刑法》《民法典》等法律都有具体的规定,而治安管理处罚中防卫行为的应用因法规范的缺漏以及实践标准的偏离,导致正确认定的情形极少,不当限制了治安防卫行为的实施,无法妥善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2021年7月,《行政处罚法》实施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行政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法律规范,从实体和程序上,借助过错责任推定规范和听证程序,进一步完善治安防卫行为的认定标准,力图在规范的层面上达成两部法律的有机衔接,希冀在实践上指导治安防卫行为的适用。

寻衅滋事治安处罚的比例化构造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的寻衅滋事行为与《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行为模式相似度高,条文用语都呈现出模糊性与生活化的特征。寻衅滋事治安处罚文本中更兼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使其在治安处罚实践中演变为一种包容性与伸缩性极强的罚则,为执法者创设了较大的裁量空间,在行为认定、处罚幅度等裁量过程中蕴涵极大的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风险。因此通过深入阐释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的“过罚相当”原则及“首违不罚”“轻微不罚”的法理,嵌入比例原则的三项子原则,对寻衅滋事治安处罚进行比例化改造。在法释义学基础上限缩文本的模糊性,限制裁量的扩大与滥用,在实践中给予执法者相对明确的适用标准,以此达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无漏洞保障。

跨区划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制的完善

在公益诉讼检察发展过程中,基层检察机关囿于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海洋、河流、湿地等生态环境无法做到全域性保护,如果只是单纯地对本辖区内的生态问题开展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损害生态环境的危险。

治安违法行为的扩充及其界限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规制治安违法行为的核心法律,从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到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演变,及2023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从中清晰可见治安违法行为的扩充脉络。治安违法行为的扩充,契合了整体治安形势的快速变化,其扩充脉络呈现为一种积极介入社会、防控社会风险、形塑社会秩序的姿态。但是,治安违法行为的无序扩张,会冲破法治的边界,侵犯个人权利。在探析治安违法行为扩充背后理论与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明确治安违法行为的扩充需在法治界限内,遵循比例原则与补充性原则,以此才能获得扩充的正当性,并发挥预期的规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