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按照金融功能观,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疏通“促进收入增长、拓宽收入来源、平滑收支波动、减缓重大冲击”四大机制。本文基于“农村金融供需联动框架”,分别探讨了未来10~15年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变化的重大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金融供求适配和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商业银行股权成本：基于CAPM模型的估计

银行股权成本是银行内部资本决策的基准,也是计量银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重要因素。本文尝试性地运用CAPM模型估计国内10家上市银行的beta因子和股权成本。本研究认为,运用CAPM模型估计国内上市银行的股权成本具有可行性,beta因子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不同银行经营策略和风险的差异,目前国内主要上市银行的实际年度股权成本约在10%-13%之间,高于发达国家上市银行平均水平,现阶段国内银行的盈利水平不仅能够补充投资者的风险溢价要求,而且提升了银行的经济价值。本研究为全面测算国内银行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奠定了基础,也为分析正在进行中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改革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金融危机对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影响——评新资本协议的最新修改建议

正在演进中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银行监管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刚刚开始在发达国家实施的新资本协议也是争议焦点之一。本文首先讨论业界争论的四个重要问题:(1)国际化大银行遭受重创与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关系;(2)流动性危机与资本监管的关系;(3)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对资本监管的影响;(4)资本监管与风险管理的关系。第二部分评述巴塞尔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几个新资本协议修改建议,最后分析金融危机和修改建议对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影响。

商业银行资本比例:以巴塞尔Ⅲ为中心的研究

本文从私人成本、风险社会化、社会成本等视角讨论商业银行资本比例及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内在特性和历史演变,构建了分析"商业银行最优资本比例"的理论框架。巴塞尔Ⅲ建立了多层次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并重新校准了各层次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以尽可能反映银行危机的社会成本,实现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丰富和拓展资本监管的功能;巴塞尔Ⅲ确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同样体现了"路径依赖"特征,是各国监管当局之间以及监管当局与业界之间充分博弈的结果。本文认为,国内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是多重目标权衡的结果,关于其合理性的讨论应更加关注宏观层面和长期制度层面的因素,应基于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着眼于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从中长期内银行体系稳健性和信贷供给可持续性的角度理解资本充足监管要求。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历史考察

资本充足率监管是各国监管当局普遍采用的强化银行体系稳定性、促进竞争公平性的重要手段。资本监管制度变迁的历史揭示了资本、风险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反映了监管理论的进步。随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和技术的进步,来自于监管当局的外部资本约束必须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结合才能确保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资本监管制度变迁方式逐步由危机推动型向技术进步诱致型转变。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计量:原理、演进和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快速扩张,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Credit Risk,CCR）逐步成为欧美大型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著名的信孚银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安然的失败均与CCR管理不善密切相关。

商业银行资本工具:核心功能、监管改革与市场发展

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核心功能是吸收银行经营过程中形成的非预期损失,资本工具创新的经济实质是打破将融资工具简单地分为"所有者权益"和"债务"的会计"两分法",利用结构化技术对股本和债务特征进行组合,形成"中间型"资本工具。巴塞尔III显著提高了"非普通股"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资本结构和资本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全球大型银行围绕新型资本工具的损失触发条件和损失吸收方式两个核心要素进行了市场探索。为推动国内资本工具创新,商业银行应统筹内部资本积累和外部补充,相关部门应调整相关法规政策,为商业银行渠道补充资本奠定基础。

实施IAS39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国际会计准则与银行监管专题研讨会综述

2005年1月13日，由银监会主办、国家开发银行协办的国际会计准则与银行监管专题研讨会在河北廊坊召开，来自银监会、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财务会计和监管方面的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打破新资本协议的神话

日前,普华永道(PRICEWATEPHOUSE)的三位研究人员(Chris Matten,Monika Mars,Peter Trolut)发表了题为"打破新资本协议的神话"(ExpIoding some of the myths around Basel ll)的研究报告。报告对近年来业内经常提及的新资本协议代表先进风险管理水平、增强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性、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等命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应全面分析新资本协议带来的影响,对实施新资本协议持慎重态度。现刊出该报告译文,供业内参阅,以便多角度、全方位地审视新资本协议。

商业银行交易业务审慎监管研究

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揭示了交易业务的风险,因此,加强交易业务监管是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认为,交易业务风险不仅包括短期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而且还包括与此相关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亲周期风险等。更值得关注的是,交易业务的快速发展和工具创新,扩大了金融体系的杠杆效应、复杂性和关联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度。危机以来,国际层面的交易业务监管改革主要集中在事前限制性措施和事后成本补偿性措施两个方面。国内监管当局应在更为宏观的框架内看待交易业务发展的影响,建立广覆盖、全流程的审慎交易业务监管规则,采取有效监管措施推动交易业务稳健发展,并尽可能降低交易业务快速扩张对商业银行经营模式、银行体系结构以及消费者利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小额信贷机构监管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

近年来,随着小额信贷机构在扶贫、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多样化和规模扩大,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世界各国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政策设计多是鼓励性的,以便金融机构扩大加强小额信贷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对小额信贷业务的监管又须坚持审慎原则,以确保这类针对特定人群的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小额信贷业务的最新发展情况和法律政策困境,当局还应继续健全小额信贷机构的外部监督机制,适当扩大合格抵押物的范围,完善对联保、担保公司的法律规范。

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信用风险损失处理方法演进

2004年1月1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称，国际银行界普遍认同巴塞尔委员会2003年10月份提出的、在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下分开处理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建议，并认为这使得新资本协议的监管资本更加接近大银行通过模型计算的经济资本。资本抵御预期损失或非预期损失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重要问题，

系统性风险及其监管:国际经验及启示

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系统性风险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凸显了系统性风险监管的艰巨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G20峰会前三个主要利益代表方(美国的盖特纳、英国的特纳和欧盟委托的德拉罗西)以及IMF在2009年4月都提出了系统性风险分析报告。结合此次危机、监管调整及上述报告,本文系统性地阐述了系统性风险的定义、特征、成因、监管措施和启示。

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 提高银行系统稳健性——关于新资本协议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自1998年资本协议问世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当局在要求商业银行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以提高单个银行乃至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巴塞尔委员会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引入了新资本协议,形成了新资本协议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提高利率风险管理水平 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

利率市场化使商业银行长期潜伏的利率风险逐步浮出水面,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管理带来严峻的挑战。利率风险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重新定价风险,二是收益曲线风险,三是基准风险,四是期权/选择权风险。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核心,就是确定银行能够承受的利率风险限度,并寻求资产负债在数量、期限、利率方面的协调,将利率风险控制在事先规定的限度内,提高银行净利息收入。我国银行业必须及早采取措施,尽快提升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

经济长期停滞:现象、原因、对策及启示

发达经济体是否陷入长期停滞是目前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基于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分析,本文发现经济长期停滞主要表现在潜在经济增长下移、实际利率长期趋势性下降和非就业率上升三个方面;其原因既有重大技术创新停滞、人力资本增长缓慢等供给面因素,也包括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导致的投资需求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等需求面因素。在应对上,走出长期停滞根本上依靠结构性改革,包括改革教育制度提升人力资本、推迟退休年龄弥补劳动力缺口、鼓励技术创新等;在需求方面,货币政策受制于名义利率零界的约束,效力有所下降,财政政策效果可能更为显著,同时以总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政策必须考虑对金融稳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新旧常态过渡阶段,必须加快推进供给端改革,防止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下滑;适度管理总需求,确保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同时高度关注前几年债务过快积累带来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资本约束对信贷扩张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框架和典型案例

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本文从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两方面并借助简化的商业银行行为决策模型考察资本约束的信贷扩张效应,利用CC-LM模型讨论资本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认为,在资本短缺情况下,严格资本监管将导致贷款供给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990年代美国、日本出现的信贷紧缩部分应归因于1988年资本协议的实施,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必须重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宏观经济效应。

后巴塞尔Ⅲ时期资本监管改革:重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是资本监管框架的基础。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快速产物,巴塞尔Ⅲ显著强化了资本工具质量和重新校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但基本沿用了巴塞尔Ⅱ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本研究表明,现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存在计量方法本身的复杂性和计量结果的不可比性,且容易导致低估风险。2012年以来,巴塞尔委员会从计量规则、信用披露和持续监控等三个方面推动风险加权资产框架改革,力求实现简单性、风险敏感性与可比性的平衡。其中计量规则改革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简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层次、提高标准法的风险敏感性、增强模型方法的稳健性以及确立标准法的主导地位等四个方面。目前,巴塞尔委员会对风险加权资产框架改革虽已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多目标之间的复杂权衡、改革的累积影响、中小银行的实施成本与收益等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后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监管新变化

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爆发的一种极端形式,历次金融危机都推动了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发生了几个明显的变化:一是G20主导了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二是FSB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协调平台,三是BCBS在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机构中的地位显著上升。金融监管的理念、方式、体制机制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表现为金融监管理念发生转变,金融机构的"生死关"受到广泛关注,金融监管力度显著强化,金融监管权力重组等。随着我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监管改革的外在压力和内生动力也显著增加,这需要我们对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艰巨性及复杂性有一个深刻认识,并制定明确的策略,才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获得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