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共同富裕论”的四维透视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堪称新时代“共同富裕论”,其中包含着许多富有时代气息、具有原创性贡献的鲜活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从政治要求维度看,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分配制度、分配秩序和调节方式;从时代特征维度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是一场关乎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从人民情怀维度看,共同富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要求,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促进共同富裕是人民立场和人民江山论的生动实践;从发展路径维度看,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须不断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

共产党是人民意志的捍卫者、引领者和践行者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意志就是守江山。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意志的捍卫者,工农联盟、不断革命、国家机器和政党建设是党捍卫人民意志的四个立足点;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是人民意志的引领者,党带领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以及紧抓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意志的践行者,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和坐稳江山始终是在践行人民意志。中国共产党在践行人民意志的过程中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从四个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正确理解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全党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理论课题和重大现实任务。

走向重构的认同性——基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理论

认同性的构建问题是贯穿凯尔纳媒体文化理论的一条主线。认同性具有可构建性,媒体文本为主体构建认同性提供材料;主体在构建认同性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危机,焦虑不安、虚假认同以及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状态是认同性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重构认同性是化解危机的根本方式。分析凯尔纳媒体文化理论中认同性的构建问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借鉴意义,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理论有启示作用。

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装置设计

本文论述了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装置设计方案及实现过程。本装置采用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的核心进行控制。当系统启动时,超声波发送模块向后发射40k Hz的超声波信号,遇障碍物反射,由超声波接收模块收集,进行放大和比较,同时将此信号送入显示模块,当与障碍物距离小于设定距离时,发出报警声。

返本开新:大卫·哈维“空间定位”理论来源探析

“空间定位”是大卫·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基础概念。黑格尔对成熟市民社会殖民事业的描绘是哲学之源;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争取殖民地解放斗争的论述形成实践之本;列斐伏尔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构成空间之维。“空间定位”的实质是建立一套替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解决方案。探析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对理解哈维的空间批判思想有理论意义,对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有启示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的低潮期,伯恩施坦趁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全面修正,伯恩施坦的思想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截然不同的理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观念领域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功能:青年卢卡奇唤起阶级意识的历史作用,柯尔施号召无产阶级拿起哲学的精神武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葛兰西主张塑造“现代君主”的文化领导权。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对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理论价值。

走出革命的“困境”——恩格斯晚年思想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恩格斯晚年所作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蕴含着重要的革命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之源。青年卢卡奇用“阶级意识”承袭了恩格斯晚年的革命思想,柯尔施从哲学出发对恩格斯晚年的革命思想进行概括,葛兰西立足于市民社会诠释出恩格斯晚年革命思想的新内涵。研究恩格斯晚年的革命思想,对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中国之问”的三重解答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需要解答的新问题,“中国之问”是对这一系列新问题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分别侧重且集中解答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之问、中国的国家治理之问、中国的理论创新之问。解答“中国之问”对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