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收敛的空间计量研究

基于Malmquist指数和随机前沿分析法的研究表明,2003 2013年间我国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但对创新产出的贡献率仍有待提升。纳入空间互动因素后,我国省域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收敛趋势,但由于存在"核心-边缘"格局以及极化/扩散效应,收敛速度较不考虑空间相关性有所减缓。东、中、西部地区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全域范围内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未呈现显著的推动作用。未来提升创新全要素生产率需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系统要素间的响应机制,尤其要通过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和教育水平等方式进行。

中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增添强劲动力。运用熵权TOPSIS法,基于2000-2019年全国数据,测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探知两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和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整体向好,各子系统发展均呈上升态势;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形成“高耦合、良协调”的互动格局,人才投入、人才支撑、互联网普及率、人均R&D经费支出、人均专利申请数等是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关键指标。未来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持续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方法研究

空间权重矩阵作为实际观测数据到空间计量模型的映射,使得空间溢出效应的量化成为可能,是当前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方法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对外生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基于邻接关系和距离函数进行分类研究,针对不同结构的空间单元进行多种设定方法的适用性分析,进而讨论利用Voronoi图构建离散点空间权重矩阵的应用方法。研究发现,实证分析中应针对具体问题和不同的空间单元,设定多个空间权重矩阵,并进一步检测不同设定方法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以及不同形式矩阵的敏感性。

世界新城实践与京津冀新城建设思考

推进京津冀新城建设是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从探索世界新城建设的内涵及其在大城市—区域背景下的作用本质和机理出发,总结世界主要国家新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京津冀新城建设的思路:从区域层面要突出区域整体规划的统筹作用、完善新城发展的法律与制度保障、构筑高效的开发模式和多元融资体系;在大城市层面要提升城市规划及管理水平、重塑城市竞争力,避免内城问题;对新城自身而言,要实现新城的科学定位和全面规划,建设"产城融合"的综合新城。

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关系相关研究进展

通过对1997—2010年国内外银行治理研究的20余篇文献进行系统观察、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中大多学者利用实证研究以及案例研究的方法,采用大样本面板数据对美国、欧洲、亚洲等国的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银行高管激励与ROA、ROE、Z-score、B/M、EVA、托宾Q值以及MVA等银行治理绩效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尽管由于样本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普遍认为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来源与形成机制

探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来源与成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1—2020年中国省域及三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基尼系数双维分解和二次指派程序揭示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来源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态势良好,其空间差异主要源自地区间差距,创新发展是结构差异的首要来源和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关键内因,财政科技支出和城镇化水平是导致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重要外部力量。未来应充分发挥创新强省的示范效应,加大财政科技支持力度,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形成协同提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收敛的空间计量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能耗和污染排放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是评判经济可持续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01-2014年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敛散性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缓慢增长趋势,绿色技术进步较绿色效率增长贡献更为突出;空间互动状态下,全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条件收敛并产生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收敛速度较不考虑空间互动因素有所减缓;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本地效应,市场化程度则存在负溢出效应。本研究认为,提升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协调度依赖于推动滞后区域的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升级。

节能导向下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效应分析——基于山东省市域尺度的研究

提升能效水平对推动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区域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和空间效应则是优化区域节能空间的前提。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5-2012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山东省各地市全要素能源效率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整体非均衡性和"点面"分布特征,济南和沿海地区效率值较高。空间互动状态下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城市化水平对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市场化程度和开放度影响不显著。新常态下提升山东省能源效率应以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建立效率提升的区域统筹机制,并在营造营商环境和招商引资过程中强化能源和环境约束。

中国制造业八大区域转移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思想,定义区域偏离分量与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对200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研究表明: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其发展速度已经减缓,开始向中部和西南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向全国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尚未出现;全国产业布局的变动呈现扩散式产业转移和集聚式产业转移并存的局面;东部地区集聚发展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部分外向型冶金产业,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通过扩散式产业转移,发展农产品加工、建材和资源导向型产业。2005—2010年是中国产业布局变动频繁的时期,各区域产业无序发展的特征明显,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亟需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

区域经济β趋同的空间计量检验

依据β趋同空间计量模型,利用山东省17个地级市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趋同及其影响因素的验证表明:山东省地级市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β趋同特征,政府消费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固定资产投资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对山东省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人口增长的影响系数较小,人口红利优势逐渐降低。新常态下优化山东省经济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应重新定位省会经济圈和山东半岛经济区的产业分工,实现政策支持的软环境构建,发展创新产业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探寻区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差异的来源与成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0—2022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借助Daugm基尼系数和QAP分析揭示区域差异的来源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趋势,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存在“双高”“高低”“低高”和“双低”四种类型;融合发展的区域总差异有所缩小,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分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南方与北方地区、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地市场环境的空间非均衡配置是导致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以上结论为探索差异化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策略、构建协同提升的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及空间溢出效应

实现城镇化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是激活城市群这一新型城镇化主体的活力与潜能。基于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推进效率四个维度测度2003~2016年中国十二大城市群的城镇化质量并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实证分析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呈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以及"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层级特征;在空间集聚力的作用下,高值扩散型城市和低值制约型城市均呈连片分布;城市群间城镇化质量表现为较强的合作性,初步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局面。全部影响因素均对邻近地区城镇化质量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