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服务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评价和优化路径研究

地方政府是我国社会治理主体,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深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对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基于新公共服务视角,探讨新时代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困境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分析

协商民主是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弥补政治权威合法性不足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撤镇建街"成为了基层治理需要面对的重要制度变革。但乡镇改制街道后,乡镇一级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复存在,街道层级党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剖析杭州市余杭区为弥补这一制度断层创新实施的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可知,街道民主协商虽不是对原先乡镇代议制的制度性替代,却可以形成功能上的"代偿"。由于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进展,而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的创新在形式和功能层面,杭州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具有很高的可复制性,或可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层政策执行的创新:自主性建构与合法性叙事

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政-社合作已成为重要的创新方向,而这类创新经常由基层或下级官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策略所引致,因此是一种基层执行过程中的创新。对J省L县农村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执行的研究表明,以政-社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策略实质在于,为了实现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连带关系和奖惩、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各方力量整合动员到政策过程中,并通过身份构建将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和认知合理化。目标约束下基层政策执行中创新策略,使得执行者能够自主地建构公民的社会身份,进而影响其行为,巩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并将公民纳入到政策执行的链条中,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多重网络的再组织——基于舟山市“东海渔嫂”案例的研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综合既有研究可知,社会治理共同体指多元主体在既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再组织化网络结构。基于浙江省舟山市“东海渔嫂”案例的研究表明:党委组织网络、政府部门网络、群团组织网络和社会组织网络,在社区内部、跨越社区和基层社会三个不同层次中实现了网络的再组织。具体而言,多重网络以人民福祉为最大公约数,确立了合作共识;继而打破主体间的界限,建立起组织网络的关联;并在合作行动中嵌入,实现功能的相互依存。再组织化超越了单一网络功能而迈向整体性治理模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群团联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多重网络的再组织路径,对于理解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资本: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

按照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者的看法,社会资本应包含信任、规范和网络,且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但是,消极的、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也往往存在于各种社群中。这就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一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应有共同的指称,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明确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质,是社会资本概念成为对各种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的可靠起点。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寻求依附还是面向市场:社会组织的策略组合及调适

中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会依附于体制或求诸于市场,这两种策略被研究者高度关注。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社会组织可能同时采用体制化策略与市场化策略,且根据自身的处境和发展阶段进行权变。本文试图探究社会组织两种策略的动态演化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案例研究可知,体制化与市场化并不必然互斥,两者可构成一种互补关系。体制化策略能给予组织政治与行政合法性,进而推动社会组织资源的获取;市场化策略能促使组织提升专业能力并有机会减少对单一资源的依赖。更为关键的是,在体制化策略帮助组织获取政治与行政合法性的前提下,市场化策略能促使社会组织以更加理性与专业的方式向政府展现社会问题,为政社共同协作应对问题提供可能。总体来看,体制化策略与市场化策略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但组织仍需不断调适两种策略才能获得最为合理的组合。通过比较分析,本文也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可能误区,并试图提出新的综合性研究视角#本文的研究发现亦可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某些有价值的启示。

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前景——以温州商会为例

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导致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如温州商会这样的第三部门有效地匡正了市场失灵等现象,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助手。由于研究者们还经常赋予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结构要素的意义,就导致了我国第三部门研究中两种“国家—社会观”的矛盾。对温州商会的考察表明,我国第三部门的实际状况更接近合作主义框架,而合作主义也是第三部门未来最为可能的发展路径,在合作中,公民社会发展才成为可能。

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为例

在“弱市场、弱社会”和“强政府”的初始条件下 ,能否实现治理 ,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 2 0世纪 90年代 ,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改革初步显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协作趋势 ,体现了从“统治”转向“治理” ,从“善政”转向“善治”的方向。这证明在并不理想的起始点上 ,依旧存在实现治理的可能。但目前改革还尚未深入 ,改革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工具的运用和发展还极不平衡。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未来走向 。

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

行业组织只有在获得各方面的认同 ,并因认同而获得权力时 ,才能稳定存在并有效运作 ;社会合法性是其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商会拥有各种社会合法性基础 ;在社会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中 ,政府的支持和商会民间性以及聚集资源、使用资源服务于行业的能力都起了关键作用。但温州商会对政府仍有过强的依赖性 ,社会合法性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 ,改善行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不可能是单纯的“摆脱政府”或“依附行政” ,只能是两者之间的平衡 ;这也预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和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景。

作为科学研究的认知活动:其模式及运行方式

本文试图研究不同于日常常识、日常概念式认知的另一种认知活动,即将科学研究过程当作一种认知过程来研究。本文将暂时撇开科研过程的细节。而将这类认知活动看作一个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信息系统”的活动,初步探讨其信息运行方式,指出科学研究认知(文中简称“科学认知”)活动中信息系统存在自组织性与功能自耦性。由此,我们得以从一个新角度来看诸如“实在”、“真理”等哲学范畴。

当代中国治理研究的新议程

治理理论的兴起对中国的政治-行政研究及公共管理实践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等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治理已成为中国的官方话语。从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开始,就存有治理与善治之间的逻辑矛盾,以及治理理论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并未影响中国治理研究的多方面进展,但现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冲突、官方话语与学术话语的争议,却重现了适用性问题的内核: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张力。中国治理的未来研究议程,正需要围绕这个内核展开,内容应覆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两者的互动。

菲的挥发特性及挥发模型研究

研究了菲在水环境、污泥中的挥发特性,根据双膜理论推导出菲的挥发模型,结合实验对其进行了验证,并对其挥发的影响因素做了讨论。在无污泥和添加污泥的不同条件下进行试验,同时改变转速、温度以及投加的污泥量,按相同时间间隔取样,用液相色谱仪对菲浓度进行测定,结果表明,与不加污泥时相比,污泥的加入明显抑制了菲的挥发;无污泥时,150 r/min时,去除率达到76.4%,35℃时,去除率达到92.2%;添加污泥时,150 r/min时,去除率47.5%,35℃时,去除率55.7%,;水的流动速度、温度的增加都将显著增大菲的挥发速率;菲在水环境和污泥中的挥发过程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25℃时,实验得出的挥发速率常数k a=0.060 7 h-1,总传质系数k=1.079×10-6m/s,而理论估算出的总传质系数k=2.240×10-6m/s。

“四个平台”建设启发中国特色“多中心”治理的可能性

“四个平台”设立之初便有社会治理层面的考量。2016年10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

好氧污泥胞外聚合物提取方法比较及其对染色剂玫瑰红B的吸附

分别采用热提法与蒸汽法对好氧污泥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1arPolymericSubstances，EPS）进行了提取，对两种方法提取效果进行比较，并探讨了EPS投加量、吸附时间、温度、pH值等对吸附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热提法提取的EPS中蛋白质、多糖与核酸质量浓度分别为2．111s／L、0．2353g／L、0．1110mg／L，蛋白质与多糖质量浓度比值为8．971；而采用蒸汽法提取的EPS中蛋白质、多糖与核酸质量浓度分别为2．828s／L、0．7444g／L、0．2479mg／L，蛋白质与多糖质量浓度比值为3．800。pH值对染色剂玫瑰红B的吸附过程影响显著，适宜DH=6。随温度增加，吸附量增大，在50℃时达到最大。染色剂玫瑰红B在EPS上的吸附量随吸附时间增加而增大，初始进行得很快，在720min时达到吸附平衡。当EPS初始质量浓度为800mg／L时，其饱和吸附量为12．61mg／g。准二级动力方程很好地拟合了各温度的吸附动力学数据且R。〉0．987。分别采用Langmuir与Freundlich等温吸附模型进行热力学拟合，Langmuir等温模型在各温度下的模拟方程决定系数均在0．7以下；而Freundlich等温模型各温度的模拟方程决定系数在0．81—0．98，相关性明显好于Langmuir吸附等温模型，因此吸附较符合Freundlich等温模型。

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系探究:基于浙江的经验

众多中国社会组织(NGO)缺乏独立性,但拥有一定自主性;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必须将独立性与自主性作为两个分离的概念加以使用。按照既有的理论结论或推论,中国NGO以放弃独立性的方式赢得自主性,因而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考虑到组织场域条件及组织自身的性质,组织获得自主性的具体能动行为方式应该是差异化的,这样独立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动态和复杂的。对浙江省的公益型及互益型组织的多案例比较研究表明,组织自身的类型、性质和外部场域对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组合(hybrid)方式有深刻的影响,而透过这些不同组合及其变迁,可发现两者的关系细节。进一步地,这些关系及成因的发现,可以为今后中国社会组织性质的精确描述和机制性解释探究打下必要的基础。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转型时期,民商商会的兴起及与民间商会发展相关的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为部分公共权力从政府部门向民间商会的转移,而权力转移本身是双向的,即一方的权力让渡,相对应于另一方面的权力接受,权力让渡和接受的动力却在于隐藏于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分析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会分别成为两个平等竞争的不同治理主体,它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治理中的合作、协调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那么在博弈理论中,就实现了合作博弈均衡;而在治理理论中,则实现了统治向治理的转型。由于现实局限,我国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仍然处于要权与放权的博弈进程之中,这种权力的博弈尚未达到与治理对应的权力配置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因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中,政府必须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通过建立领导机制、政府体制创新等有效地整合资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政府必须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订并实施基于当地现实、适应当地现实、全面、渐进解决当地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

城市化进程中的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基于宁波市江北区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日益成为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义务教育资源需要在城乡之间进行较为均衡的配置,而外来人口子女也迫切需要流入地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这一基本公共服务。宁波市江北区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是义务教育服务的主要直接供给者,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多种资源配置方式,为适龄儿童提供优质义务教育。但由于存在一系列约束条件,江北区的成就又是有限度的,尤其在外来人口义务教育问题上更为明显。因此,当地政府应继续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在本地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在外来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供给上,当地政府的责任机制须得到加强,而高层级政府必须着力构建应对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政府间协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