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基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实现的重点也在民营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建立完整意义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制度成效不明、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当推进民营企业合规制度的四个延伸,从中小民营企业合规向大型民营企业合规延伸,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从行政司法外部合规治理向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从刑事合规到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形成行刑一体、内外结合、治防兼及、覆盖大中小各类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贞会谈短视频: 重点防范对青少年不良影响

强化各方主体的责任与能力,构建起政府、家庭、学校、网络平台等“多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全社会综合防范体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小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其保护》调查报告显示,65.6%的受调查未成年人观看过短视频,20%的青少年表示“几乎总是”在看短视频。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参与: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法院是否需要参与其中并发挥对企业涉嫌犯罪的能动治理作用逐步成为司法实务中积极探索的一项内容,也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重罪案件的适用障碍、大型企业涉案合规考察的期限障碍、缺乏三方诉讼构造的制衡与监督等问题,以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为实践样态的检察主导模式尚不足以支撑构建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及其程序规范。基于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的中立裁判者地位和对纠纷事项的终局裁决属性,推动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探索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对于推进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整体效能发挥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从对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进行审查、审判阶段开展合规与设立企业缓刑等方面探寻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具体路径。

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倡导及其实现

近年来数字权利领域的理论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但在数字权利范围内以未成年人为研究主体的关注和讨论却相对较少。数字场景对权利的内涵及其运行方式均带来较大变化,基于未成年人在主体特征和权利需求上的特殊性,有必要将未成年人作为数字权利领域中的特殊主体进行定向讨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应当关注未成年人对数字发展成果的共享共用,正确看待未成年人使用网络、面对智能化和参与数字发展的价值意义,从权利享有、权利参与和权利保护等维度来界定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基本范畴和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制度体系。应当将数字权利确定为未成年人权利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强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资源供给,保障未成年人的数字参与,完善和落实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机制,从而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实现。

校园欺凌的现象观察及其治理路径重塑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暴露出现行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校园欺凌行为多样、成因多元,单一主体和措施无法根治校园欺凌,导致预防、发现、处理和救济等各环节都面临诸多困难。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做了制度性规定。治理校园欺凌,根本路径在于构建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预防-处理-救济”综合治理体系。事前预防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应当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及时发现和处理是遏制校园欺凌的有力措施,应当完善校园欺凌的强制报告和教育矫治体系;有效的安抚救济是降低欺凌后果的必要配套措施,应当关注校园欺凌中的受害学生。

未成年人网络社交中的犯罪被害:风险类型与防范之策

网络发展犹如一柄双刃剑,在方便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同时,也将未成年人置于遭受犯罪侵害的风险之中,社交平台成为犯罪分子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新场景和工具。从实践来看,未成年人在网络社交中遭受犯罪侵害的风险主要有网络诈骗、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网络性侵害、网络欺凌、网络拐卖儿童等。传统的网络犯罪场景逐步向手机移动应用渗透,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频发且犯罪类型不断增加,暴露出我国在预防和打击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中面临的治理困境。应当从立法和制度层面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构建国家、家庭、学校、互联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

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在不断调适科技发展与法律冲突的过程中曲折前进,逐步形成一套包含网络服务提供者报告、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举报热线和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工作组在内的犯罪治理体系。虽然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在制度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完善我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体系,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处理—事后救济”的综合逻辑,事前健全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相关规则,事中完善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报告和举报等处理机制,事后提升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救济与社会治理成效。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理分析与实践型态

法律制度正当性的阐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路径。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内在法理。本质在于,由中立司法官对羁押必要性加以审查,严格限制羁押适用,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亦能关注个案公正。《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概括和原则,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后的处理与救济等作出细化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反思与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起诉、司法业务考评等配套制度,以契合审判中心之要求和庭审实质化之价值。

韩国预防性侵儿童犯罪的立法发展与经验启示

性侵儿童犯罪的泛滥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此,韩国通过健全相关法律的途径加强性犯罪防治和被害人救助,形成了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儿童性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特别在“N号房”事件之后,韩国立法机关迅速反应,通过了多部法律的修正案,进一步加大对性侵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韩国有关预防和惩治性侵儿童犯罪方面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经验。未来,我国应当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范使用与国际一致的“性剥削”这一述语表达,完善性侵儿童犯罪有关法律规范,将持有儿童性剥削制品的行为纳入犯罪治理,并健全性犯罪者再犯预防和被害儿童救助制度。

技术侦查证据庭外核实程序之完善

对技术侦查证据的调查核实包括庭上和庭外两种方式,应当以庭上核实为原则,以庭外核实为例外。出于保护特定法益的需要,在法庭之外对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核实有其必要。现有庭外核实主要是法院的单方职权行为,行政色彩浓厚,缺少诉讼化程序构造,控辩对抗和有效质证无法落实,程序公开性和正当性难以切实保障。应当完善庭外核实的诉讼化程序,规范庭外核实程序的适用,使之顺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庭审实质化的要求。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价值考量——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者之间是存在辩证统一关系的,要在平衡各种价值需要的基础上,协调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矛盾。法律真实追求法律权威和客观真理的平衡,是客观真实基础上法律评价的结果。

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立法修改与意义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获得充分且有效的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以及辩护权行使方面限制较多,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难的问题较为突出。2007年修改的《律师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实践中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辩护人身份,拓展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完善了辩护律师的职责及权利义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属性之争点整理与再探讨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是办案机关进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裁量刑罚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工作的重要参考材料。社会调查报告尚不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而无从作为定案根据,但其实质上足以影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程序处遇与量刑,理应纳入证据范畴。学界对社会调查报告作为程序事项处理和量刑证据的法律属性认识较为一致,但对其归于何种证据形式则有不同观点。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鉴定意见这一证据形式,并参照鉴定意见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调查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以供办案机关在作出程序性处理和量刑时予以考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优选方案。

儿童福利理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权利关怀和综合保护的特点。我国立法也应以儿童福利理念为基础来构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和权利保护体系,在未成年人司法中要贯彻执行儿童福利理念,把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和利益最大化放在首要地位。当然,以儿童福利理念来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并不意味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应当放弃惩罚功能,必要的惩罚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改造。

实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

实验是一种用于揭示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法学研究领域,实验方法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其意义在于,可以直观地揭示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检验改革方案在特定条件下的可行性,发现改革方案的缺陷并为完善方案提供实证依据,促成法学理论的生成与完善。

羁押目的及其关联命题之辨

在我国,羁押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与羁押有关的是拘留和逮捕。羁押是强制措施行为属性及其伴生结果的组合,应当被规定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羁押的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预防性羁押表征着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尽管得到各国立法的认可,但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预防犯罪和侦查需要均非羁押之目的,否则容易导致羁押的滥用。羁押与人身自由刑都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但有本质区别。

高官异地审判的实践困境与完善构想

异地审判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在惩治高级官员涉嫌职务犯罪时遵循的一项惯例,其渊源可追溯至历史上的治吏之道。高官异地审判可以降低审判过程和结果受到案外因素干扰和影响的机率,保证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反腐肃贪。我国立法未有高官异地审判之明确规定,该制度之法理仍存争议,导致实践中存在一定问题。应当从制度内容和程序设计等方面对其加以完善。

论羁押替代性措施的适用原则

羁押替代性措施可以更好地实现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作用,具有适用上的正当性和优先性。适用羁押替代性措施时,应当遵守无罪推定、程序法定、司法审查、比例性和程序参与的原则。从与羁押的关系而言,羁押替代性措施旨在通过非羁押措施来实现对羁押的有效控制,因而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原则,也就构成对羁押进行控制的基本思路。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