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名医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春桃长篇纪实文学《国医》读札

长篇纪实文学《国医》记叙了杏林名医陈万举的传奇一生。陈万举是清末名医巢渭芳的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的门生,一生屡遭世变,历经艰难坎坷,幸得诸多医学名家大家为师,故而走出了一条师承有序、学有渊源的纯正之路。他一生坐堂行医,以医典医方立根基,以传古自创为路径,遂成一代名医。《国医》既是一部陈万举从医生涯的史传,还是一部反思中医近百年兴衰史的力作。期待中医重新出发,实现中医药的全面复兴,正是《国医》深意存焉。

论杨庆祥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杨庆祥作为当代80后批评家与人文学者的代表,其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代际色彩、时代印记与个性特征。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其立论的基础与出发点,鲜明的批判精神切中了当代文学的病理与症候,宽广的思想视域使其文学批评高屋建瓴,“六经注我”的批评气象显现了个人的辨识度,对新时代前沿与现场的言说更是聚焦“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总体性”,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其批评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杨庆祥以自己持续不断的书写,加入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凭借着获鲁奖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新的景观,抵达新的境界。

中国文艺思想在近代的转型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文艺思想经历着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多数近代文艺思想家主张:文艺家应当经世致用,承担起救亡启蒙、促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责任。在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文艺进化观强有力地确立起来;一批新的文艺概念开始形成。这些新变推动着文艺弃旧图新,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在“五四”之后的民国文坛上,由近代演化而来的、体现传统审美趣味的文艺思想成果依然丰富,守望传统的文艺思想家与现代文艺思想家一起共同再造中华民族新的文明。

《活着》的两部经典创构始末

1992年11月,张艺谋决定将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改编成电影,并邀请余华参与编剧。在改编过程中,余华吸收了张艺谋和王斌的意见,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写了近五万字的内容,使之成为12万字的长篇小说,于是就有了《活着》的第一部经典。与此同时,张艺谋将其拍成电影,这样就有了《活着》的第二部经典。二者尽管在故事背景、结构、情节、人物命运及其结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但它们的经典性都是在人物特别是福贵的人生观和生命意识于极端处境的特殊性中蕴含着人类的普遍性意义上来定义的,这是它们成为经典的共同原因。

两种“罪与罚”,一种新形态——谈李凤群长篇小说《大望》

四个跟儿女寄居于不同城市的老人几乎同时被儿女遗忘,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绝望之下,不得不回到他们曾经生活过几十年如今已成为荒无人烟的大望洲。这个与外界隔绝、孤悬江边的大望洲,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四个老人在这个灵魂实验室里经受着困境的磨砺、灵魂的拷问,人性发生裂变。这是一部以“罪与罚”为精神内核的忏悔小说,它溢出“罪与罚”的经典范式,在一个情境之中写出了两种“罪与罚”:一种是罪的主体始终摆脱不了罪的纠缠而继续受罚;另一种是罪的主体主动赎罪忏悔而获得救赎。前者是新构,为忏悔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形态;后者是经典写法的再现,其间又赋予了新的表现,且为《大望》之“大望”。

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

作者余华对《活着》所作的原意阐释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相通。超越原意阐释的否定性批评指出作者没有对福贵的“活法”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批判 ,是想诱导当代中国人如此活着。此种批评的三个理论支点使阐释超出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时代情境。最大的不确定性等于最多的可能的确定性。《活着》意蕴的不确定性 ,一是因为它没有走向绝对性的确指 ,二是因为福贵不是典型人物 ,因而比典型具有更多的可塑性和生长性。

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

《许三观卖血记》堪称当代杰作 ,但对其批评存在极大的分歧。本文着重论述作者的原意阐释、有代表性的四种肯定性批评和两种否定性批评 ,并在批评之批评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 ,其苦难叙事具有形而下的生命哲学的韵味 ,最终通向伦理人道主义。其最大的病症是庸俗低劣而又消极的世俗性描写 。

通向人类性的写作——对话毕飞宇

许辉：今天主要对话的嘉宾是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达敏教授，他对毕飞宇老师的小说非常熟悉，我就先做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接下来就交给王达敏老师。王达敏：受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许辉先生的邀请，我与著名小说家毕飞宇对话。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一部关于平等的小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

1997年8月26日,余华为《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作自序,声称＂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他没有直接说出许三观,而是说有这样一个人,他知道的事情很少,认识的人也不多,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他才不会迷路。当然,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儿子;也和其他人一样,在别人面前显得有些自卑,而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则是信心十足,所以他也就经常在家里骂骂咧咧。

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

清代道咸之际,桐城派秉持"变"和经世致用的观念,紧随中国现代化的步武,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转型。在政治上,桐城派参与引领并推动中国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在文学上,桐城派从文论、体裁和语言诸侧面向新文学位移;在传播方式上,桐城派深度介入报纸、期刊和出版等新媒体,创办文学社团,以拓展存在空间和加速自身转型;同时,属于桐城一脉的女性作家也以出身旧家的新人姿态登上文坛。桐城派的现代转型使它成为新文学的开端,也造成了其自身的终结。尽管桐城派因转型而终结,但它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建立的卓越功勋,其内部富含生命活力的珍贵质素,则将永存。

徐世昌与桐城派

徐世昌以翰苑起家,位跻清廷军机大臣、民国大总统。他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键时刻,与袁世凯、孙中山等豪雄一起,合力引领古老中国曲折地向现代转型。作为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桐城派领袖,他立足北学传统,积极面向西方,以中体西用的时代精神为指归,用莲池文系赓续桐城文统,把被他推向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颜李学派引入桐城道统。而今,他和他所执掌的政府以及桐城学者群体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尘,但他意欲激活古典传统以与西学接轨的思想祈向,因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仍具有强劲的生命活力。

忏悔意识演变与中国当代忏悔文学的兴起

研究中国当代忏悔文学，首先面临着令人十分尴尬的判断：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故而少有忏悔之作。经常与这个判断一并出现的判断还有“中国文化缺乏忏悔意识”、“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等，这些判断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吴孟复: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

桐城派学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继续前行,有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有的坚守传统文化本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他们与其他新生力量一起,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新的灵魂。1949年之后,桐城派进入终局阶段。江淮学者吴孟复以其不凡的实绩成为终结桐城派之局的代表人物。他以丰赡的诗文创作和文献学成果为桐城派增光添彩;以深刻的诠释唐宋八家和桐城派的著述把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以坚韧果决守望着桐城派的壁垒。就此而论,并世的海内外桐城派创作者和研究者均难与其并驾偶驰。在当代学术从荒芜走向复苏的关键时刻,在桐城派经过数百年起伏跌宕而走向终局的时候,正是他以艰辛卓绝的奋斗,为桐城派赢得了最后的尊严和光荣。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数十年间,桐城派学者中西兼综,以中体西用为指归,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运动,建设现代学科,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巍峨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曾国藩总督直隶与莲池新风的开启

曾国藩晚岁出任直隶总督近两载,在文教方面取得不朽成就。当预感到生命将尽、清廷大厦将倾之际,他仍然以儒者的大胸襟、大担当,为生民立命,勉力以桐城之学教化一方,以期收大效于方来。当他把桐城之学带给这块朴陋土地时,他同时带来了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和对不可逆转的中外大势的洞见,带来了他所钩沉并作新解的豪侠之风。他把这一切糅合起来,去重铸以莲池为中心的直隶士子的灵魂,莲池新风由此开启。经过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拓展及其后继者的坚守、倡扬,桐城派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支脉:莲池派。此派绵延近百年,相承历六代,其成员主要任职于教育界、政界、新闻界,有姓名可考者约四百人,有文学成果者不下百人。此派是晚清民国学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莲池学者群体以自己的实绩,参与了对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塑造。

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

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中,大众化传统是重要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一方面经历了19世纪后期民族语文革新思潮、世纪之交的"三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发展三步曲,同时也经历了由"白话文学"文体形式层面向"平民文学"美学精神层面的逐步深入与升华过程。"平民文学"观念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形成,标志着大众化文学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最终确立,显示出它凝结过程的"历史完成式"。

《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晚年倡导的著名理论;《登泰山记》是其中年创作的优秀篇章,也是桐城派的代表性作品,并被作为古典文章名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当代众多文学史家以姚鼐晚年提出的理论逆向诠释其中年的作品,认为《登泰山记》是体现其三合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在钻研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紧扣《登泰山记》的原文特质和作者意图,可以证明:《登泰山记》中既无义理,也无考据,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辞章之作;作者以客观、冷峭、拙涩、凝练之笔,抒写清朗、空灵之境和浩然、超然襟怀。由此可以推论:作品特质、作者意图和历史背景为诠释活动设下的界限不可跨越,否则,任何诠解都难免与事实枘凿。

桐城与新安:双峰并峙——论姚鼐建立桐城文统的内在动因

姚鼐开宗立派的首要步骤,是构筑桐城文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用桐城古文抗衡以新安经学为代表的汉学派。姚鼐把构筑文统作为抗争手段,与当时学坛重视师承的风尚紧密相关。此举与章学诚构筑浙东史统以抗衡汉学派至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