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有效加强法律援助 推动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迎龙访谈录

问: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并进行了试点改革,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王迎龙: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八个省份展开为期一年的试点,取得了良好成效。

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逻辑与模式转型

律师庭外言论是律师法庭辩护的必要延伸,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自媒体时代律师庭外言论的特点也决定了规制律师庭外言论的必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规范律师庭外言论、确立庭外言论的衡量标准。我国对于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属于司法秩序模式,以司法秩序的维护为价值导向,应当由行政管控转向审理公正的规制逻辑,实现审理公正的模式转型。具体而言,在衡量律师庭外言论正当与否方面,应确立实质危险与道德性相结合,即主客观相统一的评判标准,实质危险是指律师庭外言论可能或已经对司法公正造成实质损害,这是非正当庭外言论的形式特征;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相对,律师基于法律职业伦理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在相对意义上即具有了道德性。此外,法律还应明确规定“禁止区”与“安全区”,为律师庭外言论的发表提供清晰明确的规范指引。

企业合规不起诉:政策、教义与边界

新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政策产物,能够将实质理性灌输到法教义体系,但同时应当受到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约束。从政策视角来看,我国企业犯罪的严峻形势、重打击轻预防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等现实因素,赋予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的正当性。但该制度欲获取合法性,必须遵循包括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起诉法定原则等法治国原则。在此前提下,遵循刑事一体化的立法思路推动刑事法律规范的教义发展:一方面,将企业合规作为一项刑事责任减免事由在刑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企业有效的事前合规体系能够阻却犯罪成立,而事后合规体系能够影响量刑;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篇中增设“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合规考察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等若干程序机制,并审慎限定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不能突破法律规范的原则底线。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体验式教学研究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已成为法学必修课程之一,但当前这门课程存在教学方式较为单一的问题,无法带动学生深入学习与体会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体验式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教学的效果,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落到实处,深入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重要意义。

值班律师制度的结构性分析——以“有权获得法律帮助”为理论线索

值班律师制度法律帮助职能的立法设计与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有效参与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应然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明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进而引导值班律师供给侧制度改革,而非一概以“辩护人化”了之。基于实践需求,一方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考虑明确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构建无效法律帮助程序的制裁机制,弥合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职能与律师有效参与需求间的功能悖离;另一方面,“刑事辩护”全覆盖应为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并存的二元体系,保留值班律师提供初步、及时法律帮助的功能特性。值班律师制度理论来源于“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是对“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理论发展。在辩护权利规范运行体系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应更强调国家法律援助的义务,实现辩护权利“质”与“量”的双重保障。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完善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二元划分的法律援助体系,实现律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平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原则的教义学分析——以“自愿性”和“真实性”为视角

认罪认罚符合“自愿性”与“真实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正当性基础。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基本原则的教义体系存在侵犯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现实风险。化解之道在于运用法教义学方法论,在尊重实定法权威的前提下,完善既有概念体系,对规范进行合理解释。一方面,应明确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构成要素,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来判定、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另一方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追求实现客观真实,对案件事实基础核心内容的审查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运用目的与体系解释,对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基本原则进行体系构建,并以此为基础规范认罪认罚实践,有助于避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负面效应。

司法责任制理论问题探析——基于“两高”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两份意见

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于司法责任制的理论研究亟待加强:司法责任应当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正当行使司法职责,二是违背职责时应受到责任追究。司法责任制主要内容包括司法权运行机制的改革、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职业保障、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的明确、司法人员责任追究机制四个方面。司法责任是按照活动主体与活动领域划分的一种责任,从属于法律责任。人民主权理论、权责一致理论、司法廉洁理论是支撑司法责任制的三大理论基础。在适用司法责任制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归责原则、坚持"行为中心主义"的认定原则、坚持责任与保障并重、责任与惩罚适应的处罚原则。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鉴定意见的信度不足。这一方面源于涉及精神医学、心理学、法学在内的司法精神病学本身属于交叉学科,学科间话语系统融合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对象本身存在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方面的复杂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执法、司法领域的普及应用,以及算法、算力、数据的不断成熟,遵循新型技术嵌入精神病学、心理学而产生新型理论的“一级嵌入”与新型理论嵌入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二级嵌入”的“双嵌入”路径,采用“分块开发”“系统整合”“流程整合”三大操作程序,并借鉴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心理计算技术和智能辅助决策技术资源,能够直接回应并一定程度解决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信度不足的问题。这为人工智能辅助鉴定系统的研发,赋能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提供了可能。

论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兼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社区矫正制度的衔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创立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同时,《刑事诉讼法》将社区矫正纳入执行当中。然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章中,法律并未规定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措施。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试点以来,暴露出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应当针对试点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进行完善,更好地帮助未成年犯回归社会。

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以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为分析蓝本

人民监督员制度具备司法民众参与、检察监督等制度功能,同时存在诸多待改进之处。在制约公诉权行使方面,人民监督员制度与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研究探索检察审查会制度的运作状况,可以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提供合理的思路。建议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进去,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化。同时,强化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性约束力,促进人民监督员资格的平民化与选任程序的中立化,赋予人民监督员调查询问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日本裁判员制度——通往司法民主的桥梁

裁判员制度是日本国民参与审判的形式,旨在把国民吸收到审判程序当中,使其主体性、实质性地参与到案件审理过程并影响案件审理的结果。裁判员享有与裁判官相同的权限,不仅能够认定案件事实,而且能够决定量刑。裁判员制度既不同于德国的参审制,也不同于美国的陪审制,具有日本特色,代表了日本司法制度日后发展的新动向。

关于量刑建议的几点思考

量刑建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方向审判方关于对被告人犯罪所应判处的刑罚提出具体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证量刑合理性,促进司法公正。并且,量刑建议制度具备的效率价值对于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也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角色与职责的定位——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简易程序虽然在各个诉讼环节对普通程序进行了简化,但是基本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应当具备。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不出庭不仅在理论上不符合控辩审三方具备的诉讼构造,还会导致法律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公诉人必须出庭的规定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然而,简易程序又不同于普通程序,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履行控诉与监督职能的同时应当有所侧重。

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角色与职责的定位

简易程序虽然在各个诉讼环节对普通程序进行了简化,但是基本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应当具备。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不出庭在理论上不符合控辩审三方应具备的诉讼构造,并且易导致法律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必须出庭,有关问题才得以解决。然而,简易程序又不同于普通程序,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履行控诉与监督职能的同时应当有所侧重。

侦查结构比较研究——以检警关系为视角

侦查阶段的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中审前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诉讼法律关系,它决定了侦查结构,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及被追诉方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侦查工作如何展开。侦查程序是审前程序中的核心程序,对于发现收集犯罪证据,用于揭露证实犯罪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检警关系是侦查程序中的核心法律关系,因此研究检警关系对于如何构架侦查结构、完善审前程序有着重大意义。本文着重对世界各国审前程序中不同检警关系模式进行考察,分析其不同之处及形成的不同原因,以此为我国侦查机构检警关系的完善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并希望对其他学者有所启迪。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以检警关系为视角

优化检警职权配置,理顺检警关系,是规范司法行为,优化司法职权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存在诸多缺陷,导致侦查行为监督制约措施缺失,出现了所谓"侦查中心主义"式的刑事诉讼。如何制约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力,理顺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的关系,是实现规范司法行为,达到司法行为优化配置的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有权获得法律帮助”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强化了法律援助的权利属性。伴随着《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意识不断提高,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公民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确立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与《法律援助法》并不匹配。经过对辩护制度历史发展的考察,刑事诉讼法规重在健全与完善辩护权利的运行规范体系,“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便立基于此。虽然法律援助内容也在扩展,但范围覆盖仍然狭窄,至多是实现辩护权利的配套保障。在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内,可以将“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发展为“有权获得法律帮助”原则,为法律援助与刑事辩护提供统一理论证成。与此同时,通过明确法律援助内容的类型化与法律援助质量的标准化,保障被追诉人法律援助权利的有效实现。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是此次法律修改的一大亮点。将刑事强制医疗纳入诉讼化轨道,对于治理实践中强制医疗的混乱状况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该程序是否能够彻底预防"武疯子"继续危害社会以及正常公民"被精神病"的社会乱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该程序相关规定比较粗糙,还需要有关解释予之细化。

改进CV模型图像分割的Split-Bregman方法

水平集方法中的Chan-Vese模型(简称CV模型)对灰度不均匀及边界对比度低的图像的分割效果不够精确,计算效率也不是很高。针对灰度不均匀引入偏差场来修正CV模型中的区域平均灰度并引入核函数来加权能量泛函。针对计算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上述基础上得出其全局凸分割模型(Global Convex Segmentation,GCS),用SplitBregman迭代求解该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提高了分割精确度和计算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