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王钧林先生访谈录

王钧林先生长期从事孔子、儒学研究，成就突出，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学者。1996-2005年任本刊常务副主编，2005年调至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后，又于2007-2010年兼任本刊执行主编。2015年4月20日，本刊主编武卫华先生就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与王钧林先生做了一次互动式访谈。兹将这次访谈整理发表，期望引起读者和学人重视，参与研讨，共同推动中华民族治国理政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的研究。

守望与传承——关于编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思考

在举国上下致力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在学校教育领域设置课程、编纂教材,以便对莘莘学子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参赞的教育事业。我忝列为参赞者中的一员,于2014年2月在我执笔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教材》的＂出版说明＂中陈述了我与我的同道之所以参赞的理由：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坎坷,最近一二十年渐有否极泰来的转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成为全民共识。

关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我国自古即有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尧舜时代的"五教"、秦汉至明清的"三纲五常"、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是我国历史上三个时代构建的三种核心价值观。鉴古而知今。我们今天不能任由核心价值观卤莽灭裂,舍弃不顾。当代中国价值观多元并存。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必须以社会主义文化、外来欧美文化、本土固有文化为思想资源。古今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可;中外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外国丹"亦不可。我们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未来发展,以国情民意为基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为取材对象,构建自由、民主、公正、诚信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论邹鲁文化

邹鲁文化与齐文化是齐鲁文化中异同互见的两大文化系统，二者均以周文化为主导，继承吸收殷及东夷文化而各成一体，此谓质同；二者因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针及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邹鲁地区因殷及东夷文化的丰硕遗存、更因独受周文化之厚赐，从而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产生了震古灼今的儒家学说和诸如孔、孟等历史文化巨人。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与孔学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就整体而言是他本人的独立创作，但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特别是与孔学的大同太平之道有着明显的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带有浓厚的孔学色彩。《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给康有为以重要的思想启迪。康有为认为，孟子的性善说的根据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推而广之即为“仁政”，故此心实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切根”、“一切源”，因此，“不忍人之心”成为他设计大同理想的逻辑起点。康有为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去苦求乐，“好进化而恶退化”，这是人道进化的原动力，有此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自然遵循必由之路，循序渐进而至于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坚信大同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基本理由，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表达了人类诸多美好愿望，尽管它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它自身所固有的价值却是永存的。

“大兵学”刍议

兵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兵学,指兵家兵学。广义的兵学,指诸子百家的兵学。大兵学,即指广义的兵学。大兵学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国为中心,兵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几大学派,顺应时代的需要,竞相谈兵,掀起了一个百家言兵的高潮。百家言兵,小大精粗,无所不至,留下了众多的兵学著作,积累了丰厚的兵学思想。而且,百家言兵,各有各的特色,相互发明,相互补充,共同构筑了大兵学的理论宝库。

庄子故里辨

关于庄子故里问题的考辨和讨论,迄今已出现了五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即山东东明说、曹县说,河南民权说、商丘说,安徽蒙城说。这五种说法在地图上标识出来,可形成一个南北狭长地带,庄子一生活动踪迹大致不出此狭长地带,其故里亦必在其中。对这五种说法做进一步比较,可发现各种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都更多地支持东明说。因此,山东东明作为庄子的故里,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董仲舒对儒家仁学的创新与发展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他对孔子创立的仁学非常重视,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与发展。一、孟子认为仁源于人的恻隐之心;董仲舒则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从而确认了仁的外在的超越性本源。二、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仁爱学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三、孟子以后儒家倡导仁义,董仲舒则将仁与义区分开来,认为仁与义有分别:仁指向他人,要求安人、爱人,而不是自爱;义指向自己,要求正我、修己,而不是正人。董仲舒的仁爱学说,在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正义与社会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也是人类社会第一纲,纲举目张,有正义则治,无正义则乱。正义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法宝。正义对于社会而言,有三方面的内涵:一曰中正,二曰公正,三曰公平。中正原则着眼于执中以求得其正,要求在两端之间"无偏无陂"。公正原则着眼于立公以求得其正,要求在公私之间"无偏无党"。公平原则以平等、均等、扶弱济贫为直接诉求,不迂不绕,直奔正义的主题。中正、公正、公平是社会正义的三大基本内涵,也是确立社会正义三大基本原则。

舜与虞朝的建立

在山东海岱地区,国家的产生与演变发展,经历了城邦—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尧舜时期的唐、虞,正处在由方国向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可是,尧领导的唐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而舜领导的虞却完成了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政权形式,与夏、商、周并称为四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虞、夏、商、周四代的说法广泛流行,说明古人将虞、夏、商、周一体看待,虞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王朝。

齐鲁文化与汉民族的形成

齐鲁文化对汉民族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齐鲁文化提供了一个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念:无论夷夏,“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一理念着重强调了民族观念中的文化因素而非血缘和地缘的因素。后来,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念,使得汉民族不断吸收新的民族成分,不断壮大。由于继承并发扬光大了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山东人比较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

当今儒学发展至2008年揭开了新篇章,进入了新时代。2008年至今十年间,儒学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1)"儒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2)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趋势;(3)儒学日渐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4)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趋势;(5)儒学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的趋势。根据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和个人的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形成"希望如此"的前景,可以称之为愿景。儒学发展可有三大愿景:(1)接续传统,重建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格局;(2)万变不离其宗,儒学保持其常道品格;(3)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

科学与民主的本土根源

"五四"学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科学与民主的本土根源。实际上,科学与民主在"轴心时代"的西方与东方,比如,在古希腊与古中国,同样属于一种根源性的存在。论科学,古中国不输于古希腊;论民主,古希腊既有实质民主也有形式民主,古中国则只有实质民主。我们之所以在本土文化里追根溯源,目的无非是通古今之变,证明科学与民主亦属本土所固有。既然为本土所固有,那就不必在根源上"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汲汲于外求。所以,我们应该认同现代新儒家坚持的返本开新的文化理念,回归本原,接续传统,创造历史,开启未来。

齐鲁文化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自古迄今共有三个历史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1)尧舜时代的"五教";(2)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三纲五常";(3)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每一历史时段的核心价值观都出自齐鲁文化。可见齐鲁文化非同凡响。齐鲁文化以儒学为大宗,以东夷文化为先导,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鉴古而知今。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考虑齐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黄帝与华夏民族的抟铸与形成

黄帝是中国上古史上少数几个创世纪的先祖之一。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黄帝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五帝时代＂,由于＂五帝＂中的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后裔,俱出于黄帝血缘谱系,这也意味着黄帝同时开启了华夏民族抟铸与形成的时代。降至两千年后,黄帝又被抬出来,使其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辨识与认同工程。1902年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903年刘师培提出了黄帝纪年说,

古史辨与中国现代历史学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界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主题多样丰富,令人眼界大开。《齐鲁学刊》编辑部也邀请相关学者于是年10月12日举办了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专题的论坛研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引起的震荡和回响。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同向旧经史系统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营垒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二千多年来一直坚不可摧的古堡旧垒瞬间被炸得梁折栋摧,堂毁庙塌,承前而来的“疑古”思潮也因此在观念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发生根本改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深层发生作用的标志性事件。以“古史辨”命名的在学者间展开的独立、自由、平等、多元的开放性研究和辩论,以及弥漫其中的理性批判精神,则为中国传统学术型态的终结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型构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垂范性意义不限于狭义的“古史”,也不限于单纯历史学科。但时过百年,这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学术运动,其价值取向和学术精神已在“走出疑古”的新潮中逐渐被模糊、扭曲、变形,进而被抛弃,这对仍处在未完成时态中的中国现代学术来说恐非幸事。因此,从现代学术建立的角度对这场学术运动的理念方法、价值取向、问题意识等进行深入研讨,以其所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对其成就和不足、贡献和局限加以再审,当有助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进程的良性展开。今即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题,刊发王钧林、李振宏、陈峰三位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儒家智慧:当今儒学转型的初步构想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儒学研究,大抵停留在学术的殿堂,不少学人以研讨的方式不断开采儒家的思想资源,而审视其所获,多属传统儒学宝库中已有的真知与精义,这十分可观亦可喜,即使无用于世,亦不妨其如库藏的黄金而闪闪发光。然而,儒学终究是入世之学,入过去世,亦入现在世、未来世;是致用之学,济过去之用,亦济现在、未来之用。如果我们仅仅明其体、识其理,而未遑达其用,这或将导致知行脱节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儒学在过去如何经世致用,或者从传统儒学中抽绎出几条基本原则、原理直接运用于当今社会,而忽略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显然不敷当今和未来之用。就立足于当今而论,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过去完成时”的儒家思想,而是“现在进行时”的儒家智慧,以应对现实社会的挑战和将来有可能遇到的社会与人生问题。因此,当今儒学研究应该从儒家思想转向儒家智慧,主课题是如何“转识成智”,实现儒家思想向儒家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如何着眼于新的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开发出更多的儒家智慧,实现儒学的创新性发展。今特刊发王中江、王钧林、郭沂三位先生的文章,以吁请学界关注和促成儒学研究的这一转向。

成人、齐家与化俗:家礼教化功能探析

家是儒家开展人伦教化的核心场域,家礼则是维系家庭或家族和谐稳定的伦理观念与仪礼规范的综合体。伴随着家形态的发展演变,家礼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完备,并由贵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为指导人们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种礼仪规范以及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仪。家礼具有多层次的教化功能,对于个人成长化育而言,有助于其养成尊重人和守规矩的意识;对于家族共同体而言,家礼结合家族建设举措,能够发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的作用;对于改良社会风气而言,家礼对于不良风俗具有校正、提升的作用。借鉴传统家礼的教化功能,反思现代家庭问题,重建适应于现代家庭的新家礼,十分必要和重要。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