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债与人情味:农村宴席中的关系再生产

关系是一个中国情景下具有本土色彩的实践和学术词汇,在中国本土社会科学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关系研究中,传统的关系再生产理论中的功用性范式和互惠性范式都有可取之处,但都不能完全解释宴席中关系再生产机制。宴席所涉及的物的流动构成一种稳定的物质交换关系,称之为人情债机制,它是一种从自利动机到互惠结果的过程性机制。宴席同时涉及主客之间在情绪和身体等方面的卷入,称之为关系的人情味机制。宴席中关系通过人情债机制和人情味机制得以再生产。

村干部与实践权力——精准扶贫中的国家基层治理秩序

农村精准扶贫是一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它既是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发展乡村社会经济的重要路径。精准扶贫中的权力格局有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总体权力、技术权力和实践权力。总体权力试图借助技术权力来兑现精细化的治理目标,而技术权力又需要实践权力来落实具体政策。实践权力及其社会再生产根植于地方社会的乡土秩序,并对国家政策绩效产生实质影响。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只有梳理好总体权力、技术权力与实践权力的传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基层治理摆平理顺。

父职的脱嵌与再嵌:现代社会中的抚育关系与家庭伦理

现代家庭中的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抚育工作,也越来越被期待承担家庭抚育工作,这既是个人的生活问题,也是社会的伦理问题。原本深嵌于家庭结构与过程中的抚育行为被现代生育制度脱嵌出来,国家、市场与专家系统等将抚育行为重新纳入一个法律化、科学化和专职化的抚育体制中,这使得父亲于法、于理、于情都应该承担抚育职责,而抚育关系的扁平化、多边化和制式化进一步改变了家庭的互动、生态与伦理。父亲参与抚育工作将是今后家庭不可避免、越来越强化的趋势,未来也会有日益多样化的家庭抚育工作模式。

精准扶贫何以“瞄不准”?——扶贫政策落地的三重对焦

农村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将真正的贫困识别出来,但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往往出现"瞄不准"的现象,也就是说,扶贫名单上出现的并不完全是贫困户,甚至精确瞄准并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划定的。精准扶贫的贫困识别分为三个过程:瞄准贫困村、瞄准贫困户、贫困户核查,分别由扶贫办、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执行,在这三重对焦机制中,福利均分原则、村庄政治结构以及扶贫考核压力都限制了完全按照经济收入来进行贫困识别。

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

社会资本研究沿着关系效用的逻辑发展,只关注其经济性,而遮蔽其社会性,这违背了布迪厄提出资本理论以破解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的初衷。资本是结构和能动视角的双重蓄能,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是人与群的互动问题,社会资本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个体层次的关系资本,而是源于占据了一个熟识关系制度化的社会网络,其网络身份让个人可以借用集体共有的资本和信用。社会网络的社会性即在于网络整体的不可化约性,网络整合人,人也同时占据网络。徐福敦另立门户的例子具体阐释了社会资本如何在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的过程中进行积累即再生产的。

从管制走向服务——司法社会治理中的法务分歧与重构

司法社会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的新议题。司法实务界已经认识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司法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具体的司法社会工作实践中,司法工作与社会工作分歧较大。以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社区矫正为例,司法工作者较为强调管制原则,而社会工作者则更强调服务原则,这两方在工作理念、工作角色和工作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为此,需要整合司法社会工作的法务逻辑,重构社区矫正的工作目标及理念,平衡社区矫正的管制与教育原则,同时建立一种具有司法特质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从而实现司法社会治理的目标。

论关系的负功能

关系研究是颇具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一个研究领域。学界之前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关系的正功能。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关系也会产生负功能,这主要与关系的本质及其社会来源有关。实践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道德化导致原有的交换关系被置换为道德关系,关系双方的社会交换转换为个人与集体的道德联结,讨价还价和交换本质被掩盖,人情与道义上升为表层话语。关系再生产的正式化和合法化生产出关系结构对关系双方的符号暴力或象征暴力,这种符号暴力导致了交换系统对于个体的社会强制,并最终形成了关系的负功能。在当今中国,限制关系的负功能,超越特殊主义的关系道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当务之急。

汽车消费:都市青年的游戏道具

消费过程实为一场游戏,而消费品则为游戏中的重要道具。突破消费研究中的个体需求论和结构决定论,以兼顾结构与能动的综观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消费者的消费文化与境况。就都市青年而言,汽车消费是他们破解时空紧张、构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消费空间、驾驭现代生活的"坐骑",都市青年通过汽车消费建立起积极有效的生活信念,发展出掌控生活的权能感。

精准扶贫中的家国关系

欧美的家国领域泾渭分明,中国的家国关系同构同伦,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视域中有必要重新梳理并反思家国关系议题。中国的家国关系在民族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但是作为社会底蕴的家国传统,仍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时机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本文以精准扶贫为例,详细阐释了国家介入家庭发展的时机,家庭为公共生活培育公共德性的路径,以及家庭与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缺乏一种对等的权责关系。重拾家国传统,并非意味着要将传统思想资源直接对接到当下的社会实践中,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框架中重构家国关系,以服务于今后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

社会学的社会学:关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几点思考

目前对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质疑主要来自社会、学术界以及社会学界三个方面,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不高本身就是社会学需要解释的社会现象。社会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质疑甚至否定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滞后导致的社会学专业应用及职业发展被遮蔽和阻碍了,学界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质疑主要是质疑社会学的解释力,社会学界对自身学术地位的质疑主要是由于不同研究流派的研究范式的冲突。提高社会学学科地位,需要顶层设计的支持,开展更深入的市场和政府改革,增加社会学的应用领域,倡导学术自由,增加社会学的比较解释力。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第三届人文社科工作坊“国家基层中的公共管理新问题”在广州召开

改革开放40年,国内外的形势、中高层的治理架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治理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涌现了很多新现象,构成了很多新问题,也对学术界提出了很多新任务。在此背景下,2018年12月15日,由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人文社科工作坊“国家基层中的公共管理新问题”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来自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

本文对中国的脱贫成就给出了一个从"中国之治"看"中国之制"的理论解释框架。中国近些年的脱贫成就全球罕见,这个成就的基础是经济增长,但是将经济增长的红利高效转化为脱贫成就,这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国家治理体制及相关运行机制。本文将扶贫领域的这个机制定义为精准行政扶贫模式,其由行政统筹机制、资金机制、扶贫干部队伍管理机制、村组织建设机制、考评和问责机制组成,将扶贫工作要素全部纳入其中,且考评和问责机制又能反过来作用于其他机制,形成一种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闭合且具有信号和反馈系统的精准运行机制。这样的模式,不仅能集中行政力量高效精准地进行扶贫,且将扶贫工作与其他行政工作有效衔接、协作,使行政体系整体成为扶贫体系。这一模式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治理体制的集中体现,但相对下阶段乡村振兴等目标也有不适应之处,还需要加强与社会、市场力量的协同治理,才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

缘情治理：扶贫送温暖中的情感秩序

公共管理在理解和解释行政行动时,较为侧重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情感维度则相对缺位,而现实政治生活中却存在大量情感与政治互相关联的现象,因此,必须重拾国家基层治理的情感维度。送温暖是中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不能用形式主义简单概括,也不只是一种情感管理或情感劳动。送温暖通过情感仪式化过程构建出国家的在场,从而建构出一套沟通国家与民众情感的渠道,以此开启治理者与民众的良性社会互动,本文谓之缘情治理。

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

关于国家与农民无法精准互动的问题,既有的技术偏差、组织失灵、政治权变和关系运作理论都未能充分解释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施政伦理概念来透视国家基层治理问题,并解释精准扶贫何以失准。技术失准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扶贫的"帮穷"话语与基层的"帮能""帮亲""帮弱""帮需"等社群伦理产生了分歧与张力,而社群伦理则为基层施政者的"不瞄准"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只有在国家总体话语与基层伦理话语中寻找一个有效的"中介原则",国家基层治理才能处理好施政行为的社会伦理问题,并且能够从施政过程中汲取社会伦理资源,从而再生产国家的合法性资源。

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动员

在总体支配的格局下,总体动员是实现各种国家目标的重要方式。改革以来,慢慢转变为以技术化治理权力为主的局面,更加注重解决事本主义的行政目标。为了达成更加深入的动员目标,精准扶贫政策是将脱贫的目标兑换成相应的技术指标,通过这些逐步分解的技术指标进一步落实总体动员的要求。本文将这种使用技术手段以达到治理目标的事本主义动员方式称为技术动员。技术动员更在乎动员的实际结果,而不是动员的政治意义、动员过程和治理手段。然而,技术动员无法充分涵盖基层实际,也不能与治理对象实现价值互动。如何既利用技术治理,又不会解构治理价值,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议题。

项目入户:农村精准扶贫中项目制运作新趋向

项目入户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和项目制的"精准化"新趋势。精准化的项目制要求治理者对治理对象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认识,并在项目入户前就先行设定一套有针对性的项目落实方案。在项目对接、绩效达标和社区伦理等三重因素制约下,精准扶贫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压力和张力。为了化解项目制的精准化压力,国家扶贫政策应该试图从更广泛的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中着眼,确立国家与农民的多边互动机制,构建与项目制相配合的长效治理机制,并最终达成国家与农民的价值共识。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不仅要追求治理的效度与精度,还要着力构建更具长期化、制度化和公共性的基层治理机制。

专业辅助:社会工作在司法社会治理中的定位

厘清司法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定位,不仅关乎司法社会治理的法务实践与政策设计,同时也关系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与专业化发展。本文以南海区社区矫正工作为例,具体阐述了基层司法社会治理的框架与模式,司法社会工作的角色困惑与定位冲突造成了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降格,在中国目前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司法实践环境下,专业辅助者是司法社会工作最现实和有效的发展定位,是政策制定者、司法实践者和社会工作从业者开展工作的一个有效着力点。

服务进站:农村税费取消后国家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趋向

县、镇、村三级公共服务平台勾连国家与乡村,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本文将这种基层治理方式概括为服务进站。面向农民,服务进站编织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公共服务网;面向村庄,建立起"条块明晰、专项专款"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站成为国家基层治理的抓手,国家依托公共服务站进行信息采集、户证办理、开展资格认定和扶助生产工作,反映了国家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规范化和精准化逻辑。服务进站是十八大后"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思想的突出表现,国家通过设置一站式公共服务站提供"一条龙"服务,来影响和改变农民的日常行为,强化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同时,公共服务站也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互动方式和频率,让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得以在乡土社会中以数字形态呈现出来。

制度成本与群体性事件

制度成本是相对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言的,与制度发生关系时遵守制度、达到自己制度化目标的代价称之为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包括信任成本、遵守成本、沟通成本、诉求成本。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在于制度成本过高以至于个体难以承担,所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即在于降低制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