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调查与报界激荡:新闻史研究视野下的汉口乐善堂

日语“情報”一词即指情报、信息,这指涉了两者的同义关系。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情报、信息、新闻三者之间本身存在着共通之处,近代日本间谍即与日本在华新闻活动密切相关。1886年,日本军人荒尾精创办了日本在华首个正式情报据点汉口乐善堂,展开了对华情报调查活动。汉口乐善堂的日本间谍将“办报”作为“集体行动形式库”,加入东亚同文会所,通过办报刊延续其情报生涯。将汉口乐善堂情报活动纳入日本在华报业活动中予以考察,可厘清近代早期日本在华报业的人际网络、地域分布、情报属性的历史语境,也充分证明了近代日本在华报业的性质、特点、走向与日本对华战略在结构性关系上的共存一致。

微信中谣言的“话语包”与框架分析

当下,社交媒体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最近最为流行的社交媒体非微信莫属。然而,微信的使用人群由于所受教育程度、经历和见识的不同致使鱼龙混杂,各种信息也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这就导致了微信中谣言的泛滥。本文主要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微信中谣言"话语包",并进行框架分析,得出微信中谣言最后的话语包指向为:危及人身安全与来源真实可信,以此方式使得读者相信消息的真实性。

城市办报范式与党报理念的冲突与调适——对整风运动中重庆《新华日报》改版的考察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先后在武汉、重庆两城市办报,形成独特的城市办报范式。《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范式和《解放日报》改版后确立的延安党报范式及党报理论,两者在新闻宣传上有所差别。1942年《新华日报》配合整风运动,做出改版之举,经党报理论的改造,向党报延安范式看齐。本文通过对《新华日报》改版相关材料的分析,发现《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范式与党报理论经历了从冲突到调适的过程。改版后的《新华日报》也并没有完全舍弃城市办报做法,直至建国前,城市办报范式一直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办报实践。

“党媒姓党”的历史诠释——武汉时期《新华日报》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及其纠正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在武汉初创时期曾一度由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负责,在新闻宣传上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巨大分歧,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抗日宣传工作,甚至在舆论上使长江局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本文通过对武汉时期《新华日报》新闻报道的分析,还原王明与中共中央对城市办报理念分歧及对报纸言论的影响,揭示其背后的内在原因,并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重回正确轨道的情况加以梳理。

从革命青年到新闻记者:对王芸生早期经历的考察(1919-1929)

基于现有叙述,王芸生投身《大公报》之前的早期经历显得模糊不清,新闻史学界对此段经历的研究也较为不足。事实上,王芸生1919—1929年的早期经历颇为复杂。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政治态度和职业认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19—1929年间,王芸生置身于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等政治潮流中,历经了国共跨党、脱党事件,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他最终选择了在他早期经历中呈"断裂而连续"特点的新闻职业,继而完成了从"五四"新青年到革命青年,最后至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转变。

以“国民”为名:沦陷时期日伪报刊的宣传策略再研究——以北平沦陷区日伪《国民杂志》(1941-1945)为例

近年来,有关沦陷区的研究日趋多元,但多集中于人物或事件,新闻史介入沦陷区研究,首要问题是破解沦陷时期报刊的多歧复杂性,以揭示其背后的实质问题。抗战期间,日伪报刊为了迎合沦陷区民众的阅读和心理需求,采取了一些较为隐蔽性和迷惑性的宣传策略和手段。以北平沦陷区的《国民杂志》为例,在日本人龟谷利一、附逆报人管翼贤等人的指导下,采取了大众化的经营手段、编辑作者群体的"中国化",并利用征文等文学活动进行对农村的宣抚工作等具体宣传策略,以配合日本侵华战争时局,进行所谓的"争取民心的文化工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宣传,进行文化殖民,以消磨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抵抗意识,使沦陷区民众认同日本殖民者的统治秩序,而这也是日伪报刊文化侵略的本质目的。

武汉时期《新华日报》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及其纠正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塑造抗日形象、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该报在初创时期曾长期处于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管控，在新闻工作中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分歧，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抗日宣传工作，甚至在舆论上使长江局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本文通过对武汉时期《新华日报》新闻报道的分析，还原王明与中共中央对城市办报理念分歧及对报纸言论的影响，揭示其背后的内在原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重回与中央宣传一致的正确轨道上来，最终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城市办报的典范。

置身殖民体制与日伪新闻媒介下的乡土书写——对日伪《国民杂志》“华北地方都市巡礼报告”的考察

1944年,日伪北平武德报系统的综合性月刊《国民杂志》委派三位记者到中国华北日本占领区的石门、保定、唐山、滦县和济南进行考察,其后写就的考察报告"华北地方都市巡礼报告"刊登于杂志的4卷6期、8期与9期之上。三位记者以生活在沦陷区中国人的视角,以乡土书写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华北沦陷区日伪的殖民统治状况,并从民族生命内部观察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生动地描绘了殖民者和占领区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试图探讨考察报告的内容,揭示日伪借新闻媒介影响沦陷区民众,宣传日本"国策"的实际用意。本文认为,由于记者们的考察活动限制于其日本殖民者雇员的身份,其视野与权力主体必然形成一种共谋关系,即他们有意识地通过新闻媒介进行与日本国策相一致的文化建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