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织体、事件——舞蹈研究从符号学到展演性美学的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起,欧美的舞蹈研究不再把舞蹈视为语言之外表达内在主体性的工具,而是认为表演和感知身体的模式受到话语、想象和文化规范的制约。具体地看,此研究过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舞蹈即文本”的符号学阶段和“舞蹈即事件”的后结构主义阶段。究其原因,转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舞蹈研究以及普遍的剧场表演研究引入了现象学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符号学对象化、科学化地处理剧场事件的方式受到质疑,因为观众除了是观察的主体,还是参与剧场创作的人,他们不仅是在阅读已完结的舞蹈—文本,而且是带着自己的身体加入舞蹈—织体的生成。展演性美学的提出得益于现象学对剧场表演研究的补充,其强调重复的行为是不确定性得以凸显的条件。展演性美学在舞蹈学领域的开展,不但让观演关系中的身体经验成为研究的重点,也使得学术研究分享具身化的经验,从而突破艺术与学术的界限。

剧场艺术与生态——2023年德语戏剧述评

“生态”是近年来剧场活动策划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但生态不只是剧场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主题,还是一种视角和思维方式,被用来理解技术、感知和文化的相互作用。2023年的德语戏剧从生态的视角出发,探寻“人类如何将自身安顿在地球的大家政(Oikos)中”。一方面,剧场艺术借古希腊悲剧的重排,对经典人物做生态化的拓展,从而进一步向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剧场表演以当代的数码生活为坐标系,采取不同的唤醒观众注意力的方式,以调试自身在算法环境中的态度和位置。通过在“实践的生态”中提供培育性的创作条件,剧场艺术向技术的自动化发出挑战。

剧场艺术的关怀与自我关怀:2022年德语戏剧述评

尽管自新冠疫情以来,“关怀”这一概念在艺术领域被频繁地使用,难免造成话语膨胀,但对于面临公共知识的危机,需要在健康、安全、能源和生态等等方面对生命实存的方式进行探索的德语戏剧(1)而言,“关怀”依然是适当的描述其动向的关键词。这不仅因为当代的剧场艺术是表达关怀的媒介,会用所要表现的内容唤起人们对战争和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关注,还因为它能够通过“展示的中断”揭示身体关怀中的自主权的悖论,比如借淫秽的表演方式呈现虽然脆弱但摆脱了工具属性的身体。此外,剧场艺术还藉由演出格式的变化促成一种对关怀而言十分必要的情境化的知识,并且在关怀剧场自身运作的过程中实现视角的切换,转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非市场主导的关怀模式。

物、数码装置与歌队:2018年德语剧场演出评述

纵观2018年的德语剧场,人们可以列举出多部关注当下后工业发展、社会极化和文化价值转变的作品。本文将在一个简短的概览之后,具体地分析演出,指出三种剧场实验:以物为导向的表演、剧场与数码装置的结合、歌队的重新利用。德语剧场不仅运用新的或翻新的表现形式反映既有的媒体条件,悬置本真性,质疑阻碍团结的思维定式,还通过重组游戏元素激发观众去想像一种新的社会参与。

“后移民”语境下的杂糅——2019年德语剧场评述

"后移民"概念的流行标识了某种认识的转变。人们力图借用这个概念对移民话语中的身份政治展开对位式的阅读。在"后移民"的语境下,剧场有"去本质化"的任务。因此,本文将2019年的德语剧场评述作为盘点"杂糅"这一剧场策略的契机。在简短地概览杂糅的理论和实践之后,文章会结合演出分析,从"交叠的观察视角""怪诞的身体""文献剧中的复合现实"三个解剖面予以阐述。

当代舞蹈中破相的脸——以玛姬·马兰的离形编舞《脸的歌唱剧》为例

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观念史中,脸作为裸露的身体表面承担着主体代理和心灵见证的作用。本文首先指出脸的文化制成以及它背后深刻意义的虚构性,然后探讨当代舞蹈具体是如何应对作为文化技术和符号实践的脸。以玛姬·马兰《脸的歌唱剧》为例,文章试图分析表演中脱位破相的脸并且论证,在脸与身体的构形和离形过程中,观众可以通过感受身-形重组从而瞥视到人超越其身份的多种可能性。

剧场作为治疗?—疫情期间德语剧场撷影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新冠疫情中的剧场如何在“危机”与“治疗”构成的张力场中发挥效应。剧场既是实在的生命过程,又是带有审美意图的虚构。因剧场具有双层结构,当危机波及严肃的现实生活,原先稳固的剧场部署也会发生偏移。有鉴于此,本文所持的观点是,剧场对社会的治疗,从重塑自身开始。剧场的失重,即现实对审美领域的完整性的破坏,是剧场创作的催化剂;而剧场通过促成非正统的参与形式,即通过一种政治性的重新组织和分配,用新的身体、感知和幻想的交织来传递情动,这是剧场针对内部和外部的失重给出的“治疗”方案。本文将结合新冠疫情期间德语剧场的事例,考察剧场在危机中的破与立。

从“大胆妈妈”到“她她波普”——德语剧场中的女性导演

本文追踪了德语区女性导演与剧场创新之间的关系,探寻女性的剧场创作为既有的性别观念和剧场组织形式带来的改变。它指出,"女性导演"的说法暗示了性别的差异,这个差异应当被放置在社会谱系中加以考察,因为一种特定的女性创作并不归功于天生的女性特质或经验。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文章对德语剧场女性走向导演的过程进行梳理。它以女性在公共领域发出的针对"男性指导,女性被安排"之定式的挑衅为其中一个点燃的时刻,之后经历了女性作为"母亲"承担起照管工作的起步时期,与社会的反权威运动合流的突破期,以及抗争被分散到象征符号中的后结构主义时期。由于导演指向一个统摄全局的主体位置,今天处于多项议题十字路口的女性创作有必要将"导演"本身包含的陌异性暴露出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展开集体性的、又不排除矛盾和拒绝的实践。

“遥远者尽可能切近的一次显现”——纪念雷曼老师的15个断片

1雷曼老师离开了,留下不少痕迹。我并不能由此拼凑出他的肖像。通过讲座的笔记和来往的电子邮件,我也许回想起一些场景,但遗忘的内容更多。遗忘是黑暗的背景、谜语般的沉默,扯断了连贯的线索。坦然面对意识的跳跃和空白、痕迹之中的断裂,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因此,我的纪念文章将采用断片的形式。这样的形式可以反复地提醒我,过往的意义很难被修复。能被修复的,只是很小的部分,正如雷曼在描述剧场演出时常常强调的那样。